2014年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发展综述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1] 绪 言 我国的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有鲜明的学科特点，其具体表现是时间跨度大（涵盖从原始社会到15、16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之间的历史）；覆盖区域广（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古代、中世纪历史）；研究难度大（需要具备古语言文字、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知识）。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已形成规模，在分支学科建设、文献史料积累、研究人员培养和研究成果质量和数量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部分分支学科和专题研究成果已经能够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在国际学术界占据了一席之地。 　　2014年，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不仅继续保持了已有的研究优势，也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从已发表的成果来看，传统课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入，这体现在政治史、经济史、法制史、战争史、社会史、西方史学史等领域的专题研究中。在地区国别史研究中除上述领域外，帕提亚王朝史、西班牙中世纪史等以往极少有学者问津的研究领域也有成果出现。本年度我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者对于部分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积极思考和分析，包括文明起源与发展道路、封建主义、整体史、欧洲文明的特点、古代东亚国际关系体系等问题，这类问题也是近年来中外学界高度重视的问题。另一个受到关注的领域是历史编纂方法和史学史，学者们研究了古代中世纪时期用各种语言文字书写的经典著作，对世界历史上和世界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历史学家进行评价，同时还对中国当代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家，如夏鼐、阎宗临、林志纯、卢剑波等前辈学者的学术成就给予了充分的研究和评价。 　　文献史料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文献史料研究多年来一直受到我国世界古代史学者的重视，他们还努力与外国学术界展开合作研究。相比之下，中世纪史的史料研究相对滞后。但是，近年来我国欧洲中世纪史学者越来越关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文献，对这个时期的用拉丁语等欧洲古代语言书写的文献进行解析和阐释。本年度，文献史料研究的成果数量仍然占居高位，所涉及的领域也更加广泛，除解读政治类、经济类、文化类和宗教类文献外，还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如对意识形态与观念史、下层女性、养老制度、灾难史和医药史等方面史料进行了研究。 　　比较研究方法一直是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界极为重视的研究方法。近年来，由于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不少外国学者也开始重视将外国历史与中国历史进行比较研究，在研究方法、研究问题、研究角度等多方面与中国学者呼应互动，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学者从事比较研究的热情，成果质量也有较大提高。 　　专题史研究领域也有了新的进展。近年来，一些国际学界比较关注的新课题逐渐在国内兴起，包括古代民族认同、家庭史、妇女史、医药史、灾难史、大学和教育史、姓氏研究等。另外，宗教仪式和宗教思想研究是近来国际国内学界比较关注的问题，宗教仪式活动的政治内涵、宗教思想与政治统治、文化互动中的宗教传播等问题是本年度学者们涉猎的重要问题之一。 　　在文化交流史领域，近来的研究不仅限于政治、经济、外交关系的研究，也开始重视各国各民族间的人口流动、医学和文化艺术的互动和影响等问题。我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构想，促使我国学界更加关注东西方交流史和丝绸之路研究。我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者也积极参与到讨论中来，他们从世界史的视角，积极展开了相关研究。 　　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者如何表达对现实的关切也是本年度本学科学者们思考较多的问题。学者们承担起对当前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追根溯源的责任，对诸如“修昔底德陷阱”、丝绸之路的兴起、当前西方国家史观中的欧洲文明等问题进行了认真探讨。 　　2014年度，由东北师范大学主持的“日知学术奖”评选出第一届获奖成果。获奖学者中，马克垚教授获一等奖，晏绍祥教授获得二等奖，叶民副教授获得三等奖。“日知学术奖”的设立也必将对中国的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 　　2014年度，由我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者申请的一批研究项目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这些研究项目是：天津师范大学袁指挥的《阿马尔那楔形文字泥板整理研究》（一般项目）、首都师范大学李永斌的《希腊“东方化时代”研究》（一般项目）、华东师范大学刘衍钢的《匈人史文献及相关争议研究》（一般项目）、内蒙古民族大学田明的《罗马—拜占庭帝国时期埃及历史研究》（一般项目）、东北师范大学宫秀华的《罗马国家行省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一般项目）、天津师范大学郑阳的《希腊化—罗马时期地中海世界的犹太观念研究》（青年项目）、湖南中南大学罗春梅的《11、12世纪拜占廷经济与社会史料整理与研究》（一般项目）、清华大学张绪山的《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后期资助项目）、四川大学刘耀春的《巴洛克时期的意大利城市社会研究（1550—1750）》（一般项目）、上海复旦大学向荣的《英国农业传统与近现代研究》（重点项目）、黑龙江牡丹江师范学院陈立军的《社会转型时期英国乡村基层组织研究 》（一般项目）、福建厦门大学许二斌的《转型时期欧洲雇佣兵问题研究（1350—1800）》（一般项目）、天津师范大学杜海燕的《西方大学发展史研究》（一般项目）、浙江大学金健人的《朝鲜半岛汉文史料研究》（一般项目）、上海复旦大学朱莉丽的《明朝中日交涉中日本社会对华观研究》（一般项目）、广东中山大学魏志江的《<高丽史>点校、考释与研究》（一般项目）、福建师范大学姜兴山的《东南亚三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华人文化重构研究》（一般项目）。 一、 古代西亚、北非史研究 1、古代西亚史研究 　　2014年度中国古代西亚史研究继续坚持从文献出发研究古代西亚国家、社会和文化问题。多数成果从具体文献入手分析具体问题。李政经过多年对赫梯条约文献的深入研究，对国际赫梯学界公认的赫梯条约文献是外交文献的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在赫梯条约文献中有一部分文献是赫梯国王与本国封侯所签署的条约，尽管这类文献在内容和结构上与其他赫梯国王与他国国王、赫梯国王与属国国王签署的条约有相似之处，但是这类封侯条约显然是赫梯国内国王与地方统治者之间的内部协议，这项研究建立在近年来新发现的赫梯中央与地方管理文献及对赫梯条约类型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其观点无论在国际学界还是国内学界都具有启发性；[2]刘健研究了苏美尔文献中篇幅最长的古迪亚神庙建筑铭文，分析从阿卡德王国灭亡至乌尔第三王朝兴起之间苏美尔统治者建筑神庙活动中所反映的强烈的王权意识和王权专制观念，指出尽管该文献编纂者自称城邦的统治者，但是其文献中表现出鲜明的专制君主的统治观念和作为；[3] 国洪更对亚述行省制度进行了探析；[4]李海峰根据古巴比伦时期的女性继承契约、收养契约、租金比率和借贷利率契约等民间契约的记录指出古巴比伦时期著名的《汉穆腊比法典》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法典，也不是古代人的行为规范条文，它应该是案例汇编，只有将该法典与其他契约文献结合在一起研究，才有可能更加深入地认识古巴比伦社会的经济和法律制度；[5] 陈飞深入研究了亚述国家的王表和年代记文献，从亚述国家迁都和归还马尔都克神像两个方面探索亚述帝国的发展历史，上述两个问题是亚述国王统治中最为重要的活动内容，从文献角度探索文献记录的特点、缺失，探索文献中所反映的历史事实十分重要。[6]另外，一些青年学者在报刊杂志中介绍了古代西亚史研究的一些前沿问题和自己的观点。比如史孝文研究了大量公元前3千纪末至前2千纪初古亚述商人在安纳托利亚高原经商活动的资料，以其中的古亚述商人的婚姻情况作为研究重点，提出了古亚述商人婚姻的共同性和独特性特征；[7]袁指挥、成淑君提出古代近东王后外交问题，根据著名的阿玛尔纳信件及相关文献记录分析了王后外交出现的历史背景和表现形式；[8] 霍文勇介绍了古巴比伦时期的书吏活动情况。[9] 　　中国的古代西亚史研究者还关注了一些在世界古代史上具有共通性的、规律性的问题。于殿利全面分析了古代两河流域国家的国家治理结构，着重提出意识形态管理问题，指出两河流域国家从城邦到王国到帝国的发展历史中，自始至终贯穿着国家治理与意识形态管理思路，这些观念对后来的西方文明和西方国家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影响；[10] 李海峰等关注古代亚述人的民族冲突与战争问题，从民族冲突与文化融合、民族冲突与民族战争、亚述人的尚武观念等几个角度观察亚述人的民族特性；[11] 　　本年度古代西亚史研究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特点，即西方古典学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古代的东方国家的历史，总结古代东方的政治和文化传统。此类研究与近年来西方古典学界与古代波斯帝国研究者的联合研究有关，他们一方面关注古典作家笔下对波斯帝国的描述，也与古代西亚史学者合作，利用古代两河流域文献和波斯帝国的文献资料及考古证据，进行深入的对比研究。[12] 　　另外，古代西亚晚期历史的研究是本年度研究的一个亮点。学者们注意到古代西亚地区的希伯来王国、帕提亚王国等古代社会晚期国家的历史。学者们从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民族源流、思想观念和史学研究等多个角度[13]看待这个时期历史发展的特点，是中国古代西亚史研究中一个可喜的进步。 　　作为国内兴起较晚的世界古代史分支学科，西亚古代史的研究者担负着在学术界普及古代西亚历史知识和史学传统的责任。本年度，众多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有鉴于学术界渴望深入了解古代西亚文明的方方面面特点，拱玉书多年来致力于翻译楔形文字文学文献，针对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其他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拱玉书提出翻译古代文献应坚持原文的写作风格，鉴于苏美尔语与汉语皆为表意文字，因此在翻译中应坚持可繁可简、能简不繁，尽量避繁就简的翻译原则。[14] 赫梯文明是西亚地区一个重要的古代文明，但是多年来在国内没有得到足够关注，本年度刘健通过两篇文章详细介绍了赫梯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赫梯历史发展的脉络及国内赫梯学研究的现状，期望通过这类介绍能够吸引更多的学者和史学爱好者研究这个文明、关注这个文明。[15] 　　总之，2014年度中国的古代西亚史研究中延续了注重文献研究和基础史料的特点，同时也延续了重视普及工作的特点。另外，古代希腊罗马史学者开始关注东方问题；西亚史研究者也注意到古代西亚晚期社会历史。期望将来我国古代希腊罗马史学者和古代西亚史学者能够进一步交流，在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研究资料等方面开展全面深入的合作研究。 　　2、古代埃及史研究 　　本年度我国治古埃及史的学人发表了近20篇（部）学术论著、论文、译文和文章。夏鼐先生是我国第一位在国外获得埃及学学位的学者，其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是古埃及串珠。古埃及串珠本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问题，但自夏鼐先生研究了这个课题之后，六十年来几乎无人再涉猎此题。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斯蒂芬·夸克（Stephen Quirke）认为这或许是因为后来的学者自认为无法超越夏鼐先生的研究。颜海英翻译了斯蒂芬·夸克的文章，该文章提纲挈领地介绍了夏鼐先生的研究成就。[16]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正在整理并计划出版夏鼐先生的这项研究成果。 　　在古埃及文献中，沙苏人实际上是指巴勒斯坦南部和外约旦地区讲塞姆语的贝都因人，后来泛指贝都因人。在古埃及历史上，贝都因人与古埃及人有密切关系。郭丹彤梳理了大量文献，认为沙苏人不是种族群体，而是一个带有军事色彩的社会阶层，其生活包括游牧和定居等方式；古埃及社会中的沙苏人既有战俘，也有雇佣兵或强盗；这些人与以色列人还有一定关系。[17]王海利对古埃及文献《能言善辩的农民》进行解读和研究。[18] 　　除了史料研究外，我国学者还关注古埃及文明与其他文明的比较问题。赵克仁将古埃及文明与两河文明进行比较，认为二者在政治结构、经济秩序、道德法律、文学艺术和宗教思想等方面都不同，这主要是由地理环境、历史节律、民族性格等因素造成的。[19]文字是古埃及文明的一个重要因素。王海利在考察中国“象形文字”之内涵的基础上，考察中国人对古埃及象形文字之译法的错误，指出古埃及文字并不是我国学人理解的象形文字。[20] 　　在古埃及王权研究方面，王海利翻译了德国学者雷纳特·米勒-沃勒曼1994年发表的作品，作者对当时学界关注的“治水专制主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古埃及国家的第一次大危机出现在古王国末期，中央政权的崩溃导致了大饥馑，地方统治者尝试着使用新灌溉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从而古埃及国家的形成与治水和灌溉没有什么关系，古埃及不适用于“治水专制主义”理论。[21] 　　在古埃及宗教思想和仪式研究方面，田明研究了罗马人统治时期埃及基督教修道制度的创始人圣·安东尼的思想，认为安东尼虽然极力倡导独修，但他并未完全脱离社会，因此这种带有“出世”特征的修道制度从一开始就没有完全抛弃基督教的“救世”特点。[22] 郭子林探讨古埃及国王的丧葬仪式的程序，剖析了该仪式对于古埃及王权的重要作用，认为它尤其从意识形态上起到了巩固王权统治的作用。他还以新年节为例，探讨在古埃及宗教仪式研究中，如何将人类学的仪式理论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认为人类学的基本仪式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史学方法相结合，可以更好地发掘古埃及宗教仪式的社会和政治意义。[23] 二、古代希腊史研究 在2014年度，我国的古希腊史研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若干部以古典希腊文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重量级学术专著或论文集陆续出版；一些国内教学、科研机构组织承办了国际性或全国性的古典历史学术会议；在学术论文撰写方面，国内的研究工作继续在已有的基础和传统上稳步推进，在古希腊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史学史等领域发表了一系列扎实的学术成果；古希腊史领域的史料翻译、西文专著译介的数目与往年相比也有所增加。 　　2013年11月，晏绍祥的两部以希腊古典文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24]和《古典历史研究史》（修订版）[25]出版。《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一书系统梳理了希腊罗马古典民主共和传统在西方世界中从古典时代直至公元21世纪的整体发展历程，对雅典民主传统和斯巴达政治体制在罗马帝国、文艺复兴时期与近现代英、法、德、美等国的政治思想史与政治实践过程中发挥的影响进行了详细阐述。该书对雅典民主制在英国政治思想史中形象演变的叙述展示了作者的深入研究成果，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书中对斯巴达政治传统与后世民主共和观念之联系的解释条理清晰、颇具启发意义。本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较为热烈的反响，引起了国内史学工作者们对希腊民主传统的进一步思考与讨论。[26]晏绍祥的另一部专著《古典历史研究史》（修订版）对其1999年的初版进行了大幅修改与补充，其内容扩充达到一倍以上，补充了对新世纪以来古典历史研究成果的绍介和评论，并反映了作者对西方的希腊古典文明研究自20世纪中期以来走向衰落原因的严肃思考。 　　2014年5月，黄洋的学术论文集《古代希腊政治与社会初探》[27]出版。这部著作收录了作者近年来的代表性学术成果，深入探讨了荷马社会、希腊城邦制度的形成与农业特征、希腊城邦的公共空间与政治文化、雅典民主制度、古希腊文化史、古希腊史学家研究等主题。 　　本年度内的国内学术论文探讨兴趣点相对集中，主要围绕希腊政治军事史、经济社会史、学术研究史和古希腊三大史学家研究等四个主题展开。 　　传统的古希腊政治军事史研究依旧活跃。在希腊本土政治史领域，张巍对现存梭伦诗歌残篇中折射出的理想秩序观念进行了复原，认为它已超出政治活动所能企及的层面，不可简单地视为一种政治宣传工具。[28]晏绍祥澄清了当前中美关系描述中经常使用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术语的来龙去脉，[29]并对反对公元前4世纪希腊城邦制度“衰落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30]祝宏俊认为萨拉米斯海战的历史重要性被希罗多德等人夸大，这场战役并不能被视为希波战争的转折点。[31]贾瑞霞论述了色诺芬和柏拉图对公元前4世纪雅典上层贵族政体论的贡献。[32]徐朗分析了柏拉图中晚期政治思想中的“变”与“不变”，认为他对政治制度的思考在根本上受制于城邦的历史环境与政治现实。[33]吕厚量追溯了雅典的埃菲比亚军训制度在古典盛期的源头。[34] 在古希腊世界的民族关系与民族认同研究方面，杨巨平分析了帕提亚王朝一方面长期与希腊-马其顿人为敌，另一方面又宣称自己为希腊文化爱好者的根源，认为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与帕提亚王朝兴起于希腊化世界内部，随后逐渐转向波斯文明的特殊地缘政治演变历程密切相关。[35]晏绍祥追溯了波斯帝国的专制集权形象在希腊古典著作与后世记忆中的形成过程，以及该形象与历史真相之间存在的出入。[36]李建松梳理了米诺斯海权真伪问题的国际学界研究状况。[37]蔡丽娟、徐晓旭探讨了泛希腊崇拜的制度化进程问题。[38]齐虹研究了阿卡狄亚地区民族认同状况的特殊性。[39] 　　与其他领域相比，本年度古希腊经济社会史领域的新作总数相对较少，但同样产生了若干篇具有很高学术质量的学术论文。裔昭印回顾了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对古典妇女史的研究状况。[40]王以欣、张大丽分析了财神的神话家世、宗教功能和艺术形象的嬗变历程，解释了古希腊人财神观念形成的社会与宗教原因。[41]王大庆认为宗教性与世俗性的伴生与结合使得希腊人的体育运动走出了原始时代的纯粹宗教仪式阶段，并具备了一定的“现代”特征。他还分别从仪式研究和社会性别[42]的角度分析了古希腊体育竞技运动的特点。邢颖研究了伊利斯城邦对奥林匹亚节的管理、希腊城邦参与节日的多种方式及节日的泛希腊性和城邦框架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指出：奥林匹亚节实际上是希腊城邦制度的内在组成部分，学界不应片面强调它的泛希腊性质。[43]她还综合运用古希腊文献、瓶画证据和现代研究成果分析了城邦意识在泛雅典人节中的表现。[44]陈思伟对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海上贸易与海事贷款进行了研究，认为在解释这一时期的雅典经济史时需要对芬利提出的古代经济模式进行微调。[45] 　　古希腊艺术史研究向来是国内世界史研究领域中的冷门。周倩在这一领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论述了古典时期雅典人物雕塑与政治文化间的密切联系。[46] 　　在史学家研究中，希罗多德研究仍是国内学界研究的热点。希罗多德笔下的东方史继续成为国内史学工作者们十分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张广智总结了十年内国内学界对希罗多德东方史的研究成果，肯定了国内学界努力发出东方学者自己声音的可贵尝试，并针对希罗多德著作的中文翻译、希罗多德历史观研究、希罗多德与司马迁比较研究和希罗多德史学传播史研究等史学工作中的不足之处提出了自己的意见。[47]王以欣对希罗多德笔下的居鲁士传奇展开了母题分析，认为该故事兼具东方和希腊成分，反映了希罗多德的口述史家特征。[48]吕厚量对希罗多德《历史》卷三和《贝希斯敦铭文》中的相关记载进行了比较研究。[49] 　　除东方史这一题目外，国内学界也对希罗多德、色诺芬等古典史家的史学观念与史学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杨共乐认为希罗多德作品的根本精神为“探研究诘”，从这个意义上说，亚里士多德与特奥弗拉斯图斯的动植物学著作才是希罗多德的真正后继者。[50]徐松岩对希罗多德《历史》一书的性质与结构进行了分析与解读，充分肯定了该书在体系上的完整性与线索上的连贯性，肯定了《历史》一书在西方史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巨大价值。[51]魏辰玙认为希罗多德的历史观实现了人本史观和英雄史观的巧妙结合，开创了西方的古典历史学。[52]尹红燕针对色诺芬的道德史观、反“民主”史观和对西方传记体例的开创作用等问题进提出了自己的见解。[53]吕厚量探讨了色诺芬作品语境中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关系。[54] 在对古希腊史学特征的宏观思考方面，杨共乐认为战争、政体与帝国是西方古典史学家思考的三个核心问题。[55]吴晓群对包括希腊史学在内的西方古典史学的口述史学、记忆史学、神意因素与修辞色彩进行了归纳与概括，强调了古典史学不可避免的建构性特征。[56] 　　在东西方古希腊文明研究学术史领域，除前文提及的两部专著《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和《古典历史研究史》（修订版）外，徐晓旭选取徐旭生、迈尔斯、迪勒、顾颉刚、王明珂、霍尔等六位学者进行了比较研究，就族群祖先谱系研究的合理方法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57]晏绍祥概述了古典民主传统对马基雅维利和17-18世纪英国政治思想的影响；[58]并对著名古典史家芬利的生平与学术贡献进行了详细介绍。[59]马克垚和李长林、杨俊明则分别对厉以宁先生和林志纯先生在古希腊史研究中的贡献进行了评价。[60] 　　在古希腊文史料整理方面，日知古典丛书系列中王焕生翻译的《伊索寓言》[61]和重新修订的《奥德赛》[62]于年内以古希腊文-汉文对照的形式出版。郭子龙对埃斯奇奈斯《诉提马尔霍斯》这篇信息量巨大的古希腊文史料进行了的研究、校勘、翻译和评注。[63]在西文专著及教材译介方面，出版的成果有何世健、欧阳旭东译《德摩斯提尼时代的雅典民主:结构、原则和理念》[64]、曾德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65]、欧阳旭东译《想象中的希腊：神话的多重语境》。[66] 这些译著为古希腊史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和爱好者接触、了解与利用相关学术研究资料提供了便利条件。 　　2013年10月19-20日，第十届中日韩欧洲上古史学术研讨会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召开，这也是我国高校首次独立承办的东亚地区欧洲上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日本、韩国、中国及美国、英国、德国的21名学者在会议上用英文做了主题报告。本次会议的主题为古代西方世界中的城邦、帝国与文化认同。会上的希腊史领域学术论文中既有以古希腊文原始材料为依托的个案研究与文本分析，又有结合当代符号学、美学、后现代主义认识论等前沿学术成果进行的理论思考和方法论探讨。作为主要由东亚学者参与的欧洲上古史学术会议，会上的主题发言也展示出了注重东西方文化比较、重视细节考证等东亚古典学研究的典型特征。张巍利用文本分析的手段解读了雅典立法家梭伦的诗人形象与其立法者身分之间的有机联系，提出了梭伦的政治诗篇创作于他离开雅典周游世界的十年期间，是梭伦借以广泛传播其社会改革思想、反对僭主专制的独特思想武器的观点。郭小凌对古希腊史料与古希腊历史本身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思考，就古希腊的真实历史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准确还原这一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吕厚量以色诺芬的《家政论》为例，探讨了古代雅典人观念中私人领域同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晏绍祥、王以欣、徐晓旭、蒋保、王大庆、李尚君等国内希腊史学者对会上的主题报告进行了学术点评。 　　2014年9月20-21日，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2014年年会暨“纪念卢剑波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召开。大会的主题发言缅怀和纪念了已故卢剑波先生对国内古希腊语、古希腊史的教学、科研工作所作出的贡献，“欧洲古典研究”分会场则围绕古希腊政治史、史学史等主题进行了广泛讨论。王以欣运用史料记载、神话传说和考古资料，针对弥达斯传说与弗里吉亚人的起源这一历史悬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徐晓旭所提交的论文结合荷马史诗、线形文字B泥版文书等材料，对“全体阿凯亚人”、“达那奥伊人”、“泛希腊人”、“希腊人”等概念的起源和流变进行了全面、深入、细致的考证工作。 　　2014年10月11-12日，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东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举行。会议的主题发言对已故的林志纯先生在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研究和世界古代史学科建设上做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之后的学术交流环节则围绕世界古代史领域内的众多前沿课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三、古代罗马史研究 2014年，国内罗马史研究成果的数量稳定增长，质量有所提高。研究范围涉及政治制度史、罗马法史、战争军事史、社会文化史、史学史等领域，推出了一批富有原创性的新成果。 　　本年度出版了两部具有填补空缺意义的专著。刘津瑜著《罗马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是国内第一本罗马史研究指南。本书全面、系统地概括罗马史和罗马史研究的基本脉络，介绍重点学术问题，阐明学科前沿和发展趋势，介绍学习罗马史所必需的工具书、原始资料、主要期刊、综合性学术网站、网络资源和中文、西文重要参考书目。本书对古罗马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李维的《罗马史》堪称罗马史学巨著，目前尚无完整的中译本，研究也还未形成体系。蔡丽娟著《李维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年7月）是国内第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李维史学思想的著作。作者概述李维的生平和创作经历，对开始写作时间这个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该书追溯罗马史学的起源，分析李维史学思想的源泉，将李维的史学思想的特点归纳为“范例”史学、道德史观、循环史观这几个方面。作者认为李维把罗马传统的“年代记”体例作为历史叙述框架，对史料的选择和运用，文学的表现手法与他的爱国主义情感和道德教化的宗旨相辅相成。李维的史学写作与奥古斯都政权之间有着密切关系，他以历史为依托阐释元首的政治理念，体现了元首政治之下，史学功能发生的转变。 　　政治制度史方面，王忠孝抓住提比略退隐罗德岛这一事件，推出该事件背后隐藏着共和制与帝位递嬗机制之间的权力角逐关系，进而对罗马帝国早期帝位递嬗机制的形成进行探讨。围绕公元前6年提比略退隐罗德岛这一突发事件背后的动机，古代作家众说纷纭。作者根据史料线索大胆推测，在元首继承问题上，奥古斯都与提比略发生了严重分歧，这是导致提比略退隐的最主要原因。[67]胡玉娟提出，罗马共和政体具有“治权神授”的神权政治特征，表现元老院的宗教职能，执政官选举程序中的宗教仪式和保民官神圣人身的仪式隐喻几个方面。[68]尹宁概述自王政时代至元首制时代，不同历史时期古罗马政治捐赠的不同内容。共和时期的政治捐赠规模较小，以金钱为主，民众是最主要的受益对象。帝国时期，政治捐赠日益频繁，方式多样化，军队也成为主要受益对象。捐赠成为政治人物拉选票，获得军队支持的有效手段。帝国时期捐赠制度化，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为帝国衰亡埋下了隐患。[69] 　　罗马法研究方面，杨渊清翻译了格拉古改革时期的一份重要的法律铭文文献《关于搜刮钱财罪的阿基利乌斯法》。他在借鉴前人的校勘成果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该铭文文献首次翻译成中文文本，并做具有较高学术参考价值的注释。这种以古典语言文献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在国内学术界并不多见，因此格外难能可贵。[70]吴寿东论述外事大法官的设立对罗马法的贡献。认为公元前242年古罗马外事大法官的设立具有两方面贡献，一是创制了以外事大法官为主体的万民法，二是确定了诉讼程序。[71]庞萌苗论述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对罗马法的贡献，认为西塞罗不仅秉承了古希腊人的自然法传统，又有自己的独到创新，对于罗马法的普及和传承起到了不可估量的贡献。[72]何越历史地考察罗马法中关于妇女财产权的规定及其发展、演变，提出罗马法对妇女拥有和管理财产等方面设定了诸多限制，这是因为妇女在古罗马社会的地位低下，被视为未成年人。不过，随着妇女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她们的经济参与权也相应改变，更多地参与到社会财产分配与让渡中，朝男女平等的方向发展。[73]王思倩、陈雨薇、杨昊唯比较罗马法与唐律疏议中关于死刑制度的建构，对比死刑分类和判决特点等方面，认为二者都是根据人的身份量刑，但身份区分标准不同；唐律疏议体现了法的道德化倾向，罗马法更强调法的技术性、科学性。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文化习俗造就了古代中国人和罗马人在处理问题时的思维方式和手段很不相同。[74] 　　社会史方面，既有关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关系的研究，也有关于乡村生活和家庭关系的讨论。两位学者对罗马早期社会贵族和平民的冲突问题提出了新见解。胡玉娟根据文献线索证明罗马早期社会等级冲突过程中存在“被保护人革命”。认为这场革命分三个阶段进行，从保民官的设立，部落大会改革到高级职官对平民开放，被保护人逐渐解除了对贵族的依附关系，获得了自由。提出“与贵族同姓的平民很可能出身被保护人阶层”这一猜想。[75]姬庆红对贵族和平民斗争结束的时间提出质疑，认为应根据平民斗争的主要目标即土地问题和政治权利的实现程度为判断标准，将平民运动的下限定于格拉古兄弟改革，而不是传统的公元前287年。在另一篇论文中，她通过诠释两个驱逐希腊教师的法律事件，即公元前161年和公元前92年颁布的驱逐希腊哲学家、修辞学家，禁止希腊教师在罗马城开设语言学校的法令，揭示这两项法律背后蕴含的文化冲突含义，即罗马贵族精英以传统社会道德和价值理念应对希腊文化的挑战，表明罗马精英们已经由被动接受者变成了主动选择者。[76]何立波阐释帝国早期元首与被释奴和骑士之间的关系变化，认为帝国初期被释奴受到元首的重用后，一度权力膨胀，威胁到王权，导致弗拉维王朝时期，骑士阶层逐渐取而代之成为元首的宠臣。[77] 　　范秀琳对罗马乡村的经济生活和宗教活动进行了考察，介绍古罗马乡村庄园维拉的管理、营建、布局、类型和经营方式。她还从宗教活动参与者的性别角色、农业神的类别和祭祀仪式这几方面概述了古罗马乡村的宗教生活主要特点。[78]王振霞考察了罗马的家庭生活，论述从共和国向帝国转型过程中，罗马家庭生活中妇女婚姻自主权的增加、家父权的崩溃、自给自足的个体家庭经济被奴隶制庄园经济所取代、家庭宗教衰落、道德伦理下滑等家庭生活的变迁。[79] 符松涛根据罗马城市的性质归纳出五种类型，阐述行省城市化的重要历史意义在于加速了氏族制解体，推动了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为中世纪城市复兴奠定基础。[80]于丽君从庄园经营模式的推广，开发湿地资源，引进新的农作物品种等几个方面概述农业罗马化在不列颠的展开历程。[81] 　　战争与军事史方面，意大利同盟战争成为关注的热点。何立波阐述了同盟战争对罗马国家的深远历史意义，认为意大利人虽然战败，但获得了罗马公民权，被编入特里布斯会议。这场战争推动了意大利的罗马化。此后，意大利上层成为罗马政坛的“新人”，加强了罗马国家的统治基础。[82] 刘小青对于罗马人同意大利之间爆发战争的深层原因进行了思考，追问意大利人为何千方百计地追求罗马公民权，而罗马人为何执意拒绝开放公民权。她认为必须换位思考，才能理解罗马公民权对于意大利人的诱惑，以及罗马人在公民权方面的墨守成规除了维持既得利益以外，更重要的是城邦观念和体制阻止公民权向外大规模扩散。[83] 邹书源概述罗马帝国对东方的军事政策，对帕提亚帝国主要采取攻势，对萨珊波斯帝国则坚持纵深防御，认为这些军事政策基本获得了成功。[84] 　　罗马国家衰亡原因探讨构成了罗马史研究的特色领域。杨俊明认为罗马共和后期社会道德急剧滑坡的原因在于，对外征服战争与霸权的确立给罗马国家带来了巨额财富，也传来了东方的奢侈享乐主义，而国家监督功能却不断削弱，导致罗马民族的传统美德丧失。[85]康凯论述公元3世纪末戴克里先皇帝的加强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改革，认为它一度使帝国各地的动荡局势有所稳定。但是，过度集权也造成了行政效率低下，地方吏治腐败和中央权力削弱的弊端，最终导致帝国行政体制陷入僵化，促使帝国政权走向衰亡。[86] 　　文化史领域以罗马化研究为代表，包括高卢、不列颠、西班牙行省的宗教、城市、农业罗马化诸问题。宫秀华概述高卢宗教罗马化的各种表现形式，提出高卢的罗马化与罗马文明的“世界化”的关系值得深省，这一研究导向比较富有启发性。[87]宫秀华与尚德君从罗马多神教与当地宗教的融合，罗马皇帝崇拜的兴起与发展和基督教的传入与发展这三方面概括西班牙行省宗教罗马化的特点，认为宗教罗马化增强了西班牙人对罗马的文化认同和政治顺从，从而有助于维护帝国的和平。[88]宫秀华与肖丽论述了罗马海外殖民地在推动地中海世界罗马化过程中的功用，认为海外殖民地的建立带动了罗马海外道路系统的开发，促使公民权向地中海世界扩展，帮助罗马文化教育向外渗透。罗马殖民地是传播罗马文明的平台，为罗马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场所。[89] 　　拉丁文学研究方面，李永毅对贺拉斯《颂诗集》第一部第二首进行了富有新意的解读，他认为这部分并非如某些评论者所言，乃是歌颂屋大维的献媚之作，而是基于对百年内战的沉痛反思，试图通过建城者传说、兆象和祈祷等隐喻告诫屋大维，应当仁慈地对待自己的敌人，终止内战，对外开疆拓土，用异族之血洗净内战之罪，从而实现民族救赎。[90] 　　史学史方面，蔡丽娟提出，罗马史学具有为政治辩护的特征。罗马国家发展初期战争频繁的特殊环境促使罗马史学家习惯于从国家政治角度叙述、解释历史。史学家多为政治家，史学写作也带有政治宣传的目的。罗马史学的这笔遗产被19世纪民族主义史学所继承。[91]施晓静认为罗马人的实用主义倾向影响了罗马史家的撰史动机，在史学作品中形成了的“经世致用”传统。“经世致用”的历史观凸显了罗马史学在古典史学中的特色。[92] 　　另外，本年度学术经典学术著作和文献资料的翻译工作取得了新进展，翻译出版了德国史学家蒙森的《罗马史》第5卷[93]，意大利罗马法史专家弗朗切斯科·德·马尔蒂诺 (Francesco De Martino)的《罗马政制史》第2卷[94]和美国史学家克劳斯·布林格曼（Klaus Bringmann）的《罗马共和史》。[95]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一套英文影印版《希腊罗马史料集》，为古典学学者和学生提供了希腊、罗马史领域的关键文献和稀见史料，并将希腊文和拉丁文文献翻译成英文，没有接受过古典语言训练的读者也可以使用。该史料汇编第4卷《奥古斯都时期的希腊、罗马》和第6卷《早期罗马帝国》内容涵盖自奥古斯都至哈德良时期的希腊、罗马史料。[96] 　　本年度在四川大学召开了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年会，与会学者发表了多篇有关罗马史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胡玉娟关于希腊、罗马和谐女神的比较研究；贾龙阳对王政时期塞尔维乌斯改革与罗马陆军军制的起源之关系的探讨；刘小青对罗马共和末期政治暴力现象的考察；肖丽对海外殖民地如何推动了帝国行省各地经济的研究；张子翔对查士丁尼时代为减少贫富差距而实行的保障制度的考察。[97] 四、欧洲中世纪史研究　　 1、关于欧洲中世纪相关问题的理论探讨 　　近代大国首先崛起于欧洲。在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进程中，欧洲仍是一支重要的政治经济力量。认识欧洲文明的发展过程、特征与利弊得失，具有经久不衰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侯建新认为，欧洲文明虽然吸纳了一部分古典文明的传统，但更多的还是接受了基督教文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明，其最大的创造表现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上，出现了新的模式。代表观念和代表机构的出现，以个体发展为前提、逐渐进入权力制约机制的初级阶段，这些是古典文明所不具备的。因此，欧洲文明不是古典文明的简单延伸，是一种独特的文明，也就是后来的资本主义文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赵文洪指出，欧洲文明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在于它确立了近代自然科学体系，并用之实现了对自然的改造。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继承发扬欧洲文明的这个传统，并且不能忘记过度的人类中心主义给自然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巨大、持久的破坏。徐浩指出，欧洲文明的核心要素之一­­­的契约关系，它产生于中世纪。在对城市工商业的学徒契约中师傅和学徒之间的双向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考察之后，他主张，城市契约劳动是契约关系自上而下传播的发端，其影响所及不仅是中世纪中后期的广大农村，也成为现代欧洲文明乃至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尺。刘景华则强调，日耳曼人入主西欧后形成的新文明诞生的内在机制使文明特征最先在中世纪西欧自治城市里凸显出来。多种文明要素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契约精神、公民社会、社会流动、代议制、近代国家政治原则等，都可以从自治城市中见到其实践，因此，西欧自治城市是欧洲政治文明的试验田。顾銮斋则探讨了赋税制度与欧洲政治制度演进的关系。在他看来，税制始终独立于王权，并对王权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在中世纪，征税必须依习惯与纳税人协商，取得他们的授权或同意，纳税人在参加国家税收活动过程中，必然形成相关组织，代表制、补偿原则、分权制衡等概念开始形成。随着这些精神的增长，一种既能保障人权又适于发展的政治体制终于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起来。[98] 　　在中世纪史研究的新趋向上，近年来，随着“古代晚期”及“近代早期”等概念的日益成熟，原有的“中世纪”概念不断遭到解构。目前，在该研究领域，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而且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发展趋势和演化路径，其中，在性别、异端、民族、物质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上，变化尤为显著。“全球中世纪”(Global Middle Ages)这种研究思路也存在着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但这一思路对现有的“中世纪研究”理念将构成巨大的挑战。[99]对于西欧现代社会转型始于何时问题，侯建新回顾了上世纪波斯坦、布伦纳等人的争论，并介绍了戴尔、麦克法兰和伯尔曼等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这个问题的最新观点。他认为，当下西方学者重视历史长时段的关联、重视整体社会的历史、人民大众的历史和观念的历史，从更宽阔的视野、观察社会转型问题，从而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中世纪观，形成了颇富思想张力和思考空间的“新中世纪观”。[100]同时，侯建新还分别从农民与欧洲资本主义关系、欧洲文明与资本主义关系，以及中西比较视野下的资本主义起源研究三个方面，探讨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原因。作者以经济社会史的理论方法为分析框架，重视经济因素，同时重视观念、法律政治和思想文化传统等非经济因素，突破了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分野，从整体上对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中、西方社会进行长时段、全方位的比较研究，拓宽了历史学研究领域。[101] 　　倪世光系统梳理了“封建主义”概念在西方的产生与演变。他通过研究指出，Feudalism（封建制度）概念源于中世纪拉丁文feudum（采邑）。在12世纪以前，feudum有着非常广泛的涵义。伴随《采邑全书》的编纂、研究和传播，采邑的概念集中于土地方面。16世纪，学界进一步把采邑与社会政治问题联系起来一起研究，从而突出了中世纪社会的采邑特征。18世纪末，由该词衍生出来的Feudalism成为人们指代中世纪历史的专有概念。然而，Feudalism与其词源feudum之间的含义存在很大差别，对比二者含义的差别，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个概念的实质。[102]变态封建主义是封建主义研究范式下的分支理论，它对中世纪晚期以英格兰为代表的西欧社会秩序作出了整体描述与评价，张莹指出，由于学者们对变态封建主义源头——封建主义的理解不尽相同,在变态封建主义的概念、起止时间与原因、内容、评价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分歧,尚需进一步探究与分析。[103]另外，张炜介绍了从传播媒介的视角解读中世纪史的理论方法。[104] 　　时值我国古代中世纪史学者阎宗临先生（1904-1978）诞辰110周年之际，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于2014年9月在山西太原举办了“欧洲文化史讨论会暨纪念阎宗临先生诞辰110周年座谈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近20所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学者济济一堂，探讨了阎宗临先生在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领域的创见与成绩，高度肯定了其开创的文化史研究模式对当前我国古代中世纪史研究的价值和借鉴意义。 　　2、 政治史研究 　　本年度学术界在中世纪早期政治史研究领域有了诸多新进展。董晓佳、刘榕榕从早期拜占庭帝国招募蛮族为兵的政策入手，分析了该政策的利弊得失，指出来自帝国外部的蛮族劫掠与帝国内部蛮族士兵和将领的增多，引起了早期拜占廷帝国内部的反日耳曼人情绪。这种主观存在的情绪与客观存在的拜占廷帝国政治体制内部军权与皇权之间矛盾相结合，导致4世纪末5世纪初发生了自君士坦丁堡落成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政治危机。[105]武鹏考察了公元450—584年“无皇子时期”拜占庭皇位继承特点。[106]在中世纪早期法兰克国家政治结构问题上，传统观点通常将“国土瓜分”视为其典型特征，但陈文海、王文婧在对《法兰克人史》的相关文字信息进行细致梳理和分析之后指出，在早期法兰克国家的政治走向上，虽然分裂势力甚嚣尘上，但统一因素并未真正断绝，“国土瓜分”也并未真正构成法兰克国家的“合法传统”。格雷戈里之所以热衷于构筑并宣扬“合法瓜分论”，根本原因在于他既是法兰克政治分裂的受益者，也是法兰克分裂势力的代言人。[107] 　　受“辉格派”史学的影响,诸多西方学者一直强调中世纪英国盛行限制王权的"法治传统"。然而孟广林认为，在当时的英国,虽然流行着由日耳曼法、封建法与神法融合而成的“王在法下”的观念，但这种观念并不能真正地限制独裁的国王。[108]在国家形成问题方面，马克·阿莫诺的论文《中世纪晚期（1250—1450）英格兰国家的形成》集中体现了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关于此问题的研究动向，颇值得关注，该文由孟广林、汪鹏译介出版。[109]刘贵华、苏璇以汉弗莱公爵为例，考察了兰开斯特王朝时期英国的民族意识。[110]英国革命是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关键点之一，姜守明认为它表面上是由外来的斯图亚特王朝这个偶然因素促成的，实际上，它是英国反传统力量与维护传统力量之间冲突的结果。[111] 另外，郭军伟考察了中世纪苏格兰议会的形成问题，指出御前大会议是苏格兰议会产生的制度渊源，13世纪时苏格兰小贵族和自治市镇的发展为议会奠定了经济基础。[112]君士坦丁十一世是拜占廷帝国末代皇帝，败亡于1453年君士坦丁堡战役。围绕着他在城破之际的传说,不同的亲历者给出了不同的记载，陈志强指出，在这些传说的背后,反映出当时和后世人的种种动机，值得认真加以分析。[113] 　　3、经济史研究 　　在中世纪农业生产中，敞田制是18、19世纪以前英国很多地区曾经采用的一种田制，它的起源、性质和效率是国内外学者长期争论的问题。向荣认为，敞田制并非日耳曼农村公社土地制度的历史遗存，也不是阻碍中世纪英国农业技术进步的不可逾越的障碍。相反,它是适应9—10世纪包括英国在内的西北欧经济环境的变化产生的。通过敞田制安排，实现了农业和牧业的有机结合，满足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对肉食和小麦面包的双重需要。敞田制同与之紧密联系的新技术如重犁、圈羊施肥、三田轮作一起，推动了英国历史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土地开发运动，并使传统农业保持了数世纪的繁荣。随着英国近代农业的发展，虽然敞田制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曾经有过的合理性仍值得充分肯定。[114] 　　中世纪经济的货币化问题是经济史的重要研究课题。徐浩系统梳理了西欧货币制度的发展和经济的货币化进程。他指出，中世纪之初，除不列颠外，其他国家大都仿造罗马货币。7世纪晚期，银币在西北欧复兴，最后取代西罗马帝国的货币。加洛林王朝确立了1镑等于20先令，1先令等于12便士的银币体系，并推广到西欧各地。英国以外国家造币权的极度分散导致银便士的重量和纯度大幅下降，货币严重贬值，13和14世纪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各国先后发行大额银币和金币。中世纪早期，货币主要承担价值尺度和储藏手段的职能，其发行和使用减少。中世纪中期以来，货币越来越多地作为交换媒介，货币流通和使用数量大增。货币化渗透到广大农村，农民和领主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被货币关系所取代。[115]崔洪建则对中世纪英国货币铸造的发展及其影响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在罗马帝国的货币制度和欧洲大陆货币流变的影响下，中世纪早期( 5－8 世纪) 英国的货币经历了对罗马帝国铜币的仿造→金币特里姆萨→银锡特→银便士的流变过程。中世纪早期英国货币的流变不仅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变迁，而且也体现了货币在社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116]货币化程度的加深促进了经济思想的发展，李新宽认为，在中世纪晚期，市场经济思想已经得到初步发展：认为私有财产是合理的；货币具有多重属性，作为一种商品，其价格也随着市场波动；物品价格和劳工工资遵循市场的供需规律；承认适当的利息是合法的，商业利润有其合理性；商人成为受人尊重的职业，一些重商主义性质的思想和政策开始出现。所有这些都表明，中世纪晚期的市场经济思想是重商主义的源头。[117] 　　4、社会史研究 　　家庭史和妇女史是近年来中世纪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中世纪妇女的生活状况、权利和机会明显受到其阶级、性别、婚姻状态和生命周期等因素的影响。阶级和性别因素构建了妇女的两大基本属性；婚姻状态和生命周期等因素使妇女的身份、角色、权利状况变得多元和差异。在宗教、习俗、法律、婚姻状态、家内地位和生命周期等因素的影响下，妇女不是绝对被动、消极的依附者，而是有着多元且流动的身份。王向梅通过宏观考察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实证研究，全面展示了中世纪英国农村各阶层、各年龄阶段妇女的生存状况。[118]周施廷抓住伟大社会运动会对民众日常生活产生作用这一中心主题，揭示了天主教会、新教改革家、世俗法庭的不同的婚姻观念以及这三者间的磋商、角力、替代的过程,展现了16世纪纽伦堡社会变革的某些侧面。[119]另外，谭赛花从近代早期英国二手服装问题入手，认为二手服装使普通大众与社会上层人士着装的差距不断缩小，对传统等级秩序造成了很大冲击。[120] 　　在养老问题上，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人用“退休”协议的方式规定了老人获得赡养的条件。“退休协议”是老年人与其财产继承人兼赡养人之间签订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它意味着财产的让渡，也是对老人的一种生活安排。与老人签署协议不一定限于他家门的子女，也可以是非亲族关系的人。老人获得什么样的养老条件，基本上取决于他们自己掌握土地的多少。俞金尧指出，这种养老方式与历史上欧洲人独特的婚姻和家庭制度有关，也影响人们对生育、财产积累的愿望和态度，有利于社会化养老制度的发展。[121]王玉亮认为，“养老协议”既可以确保受赡养者的权利，也易于解决赡养纠纷。比起单纯依靠血缘亲情和社会道德舆论监督，这一作法能更有效力地保障老人受赡养的权利。[122] 　　在财产继承方面，陈志坚将流行于中世纪英格兰的限嗣继承制度作为研究对象。这种特殊形式的家庭内部分封，源于地主家长为女儿提供嫁资的习俗。后来，被广泛用于为家庭中的余子提供资助，从而成为地产主规避以长子继承制为主要特征的普通法继承规则的常用手段。14世纪，限嗣继承演变成限男嗣继承，又重新开始强调长子继承权益，以确保家系流传。[123]受益制最初是由中世纪英国土地保有者为了规避封建附属权利、普通法的继承规则等而自行创设的一种财产处置方法。受益制在民间的广泛应用给社会带来了损害封建附属权利、欺诈债权人、破坏交易安全等问题。叶秋华、刘玥、孔德翰认为，针对这一系列问题，中世纪英国统治者对受益制并未全盘否定，而是以解决受益制带来的社会问题为出发点，采取宽容的态度和理性的解决路径，不仅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而且使这一制度得以逐步发展成为今天的信托制度。[124] 　　在灾害史研究方面，刘榕榕考察了6世纪东拜占庭应对灾难的措施。公元6世纪,东地中海地区频发的地震及火灾、瘟疫等次生灾害使该地区建筑物大面积坍塌、人口锐减、城市运转失序,从而严重影响到拜占廷帝国的社会稳定。政府在震后对受灾地区进行了直接拨款、免税、修缮宗教建筑物及举行纪念活动等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救助活动。至6世纪后半期,政府逐渐将注意力从实际的物质救助转向以维系人心为目的的精神救助，这种转移成为导致东地中海部分地区与城市衰落的重要原因。[125] 　　5、宗教史研究 　　在此研究领域，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依然是研究的重中之重。夏继果考察了穆斯林征服初期伊比利亚半岛地区基督徒的生活状况。在711—756年期间，穆斯林或通过军事征服或通过签订和约的方式，确立了对伊比利亚半岛的控制，并将其更名为安德鲁斯。通过对原始文献的考察，他主张，西哥特王国遗留下来的统治秩序在相当程度上得以维持，基督教徒被迫缴纳人头税，在此前提下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基督教会仍然如征服以前那样正常运行。由此可以看出，安德鲁斯的穆斯林与基督教徒形成了一种相对和平的共存关系。[126] 杨宏伟关注了中世纪早期基督教会对世俗武力的规范与引导问题，叙述了世俗武力如何既被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又成为教会保护者的过程。[127]长老约翰传说盛行于十字军东征期间的欧洲社会，欧洲人于14世纪把长老约翰的国度放在埃塞俄比亚。姬庆红认为，这一变化是在当时世界经济一体化浪潮的推动下,欧洲与“复兴”的埃塞俄比亚有着反穆斯林势力的共同需求，远东长老约翰神话破灭及埃塞俄比亚基督教传统等共同作用的产物。[128]作为欧洲最大的宗教骑士团之一，圣殿骑士团在1307年突然遭受了致命的异端审判。王向鹏指出，在异端嫌疑外衣的掩盖之下,这场审判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同十字军运动的衰落、皇权与教权的斗争存在着紧密的联系。[129] 　　欧洲宗教改革史依然是学者们重点关注的领域。张炜考察了英格兰宗教改革时期新教改革者与传播媒介的互动关系，指出改革者借助印刷品的空间延伸性和时效性，打破了教会倚重手抄本实现的知识垄断，由此可看出谋求社会变革者与新兴媒介之间存在着某种天然联系。[130]刘涛探讨了英国宗教改革对近代早期英国城市发展的影响。[131]朱孝远从国家层面、邦国层面和城市、乡村层面论述了德意志宗教改革所产生的新的国家—教会关系如何为近代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32]钱金飞重点关注了宗教改革对德意志近代早期国家构建的影响问题。[133]作为宗教改革时期的重要人物，马丁·路德在反抗暴君问题上的态度变化也受到关注。[134]宗教改革运动带来了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世俗化,引起了新教统治者与虔诚基督徒之间的冲突,进而威胁到了新教社会秩序的稳固。周施廷通过对帝国城市纽伦堡的相关证据的解读，指出纽伦堡新教政府的政策具有较大的灵活性。[135] 　　中世纪及近代早期的宗教仪式与庆典近年来已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马克·布洛赫的名著《国王神迹》中译本的问世，对人们更好的理解此项研究的意义必将有所帮助。[136]以宗教礼仪与王权互动关系的视角出发，张炜对英格兰宗教改革时期的王室加冕礼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137] 　　6、思想文化史研究 　　在城市文化研究方面，刘耀春考察了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1300年—1600年)意大利城市的街道形态的变化。他认为，当时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注重街道的平整和路面铺砌(尤其是连接重要公共活动区域的主街道)；强调街道“立面”的塑造，即街道两边宫邸立面的“装饰”性和风格的协调一致。此外，文艺复兴晚期还出现了新的街道美学原则，即注重透视效果的笔直街道。文艺复兴时期的街道形态的变化与这一时期城市社会结构、文化观念等的变化交织在一起，并对后来意大利和欧洲城市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138]赵阳梳理了中世纪英国城堡的类型，并认为城堡的不同类型及演变趋势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变迁。[139] 　　在大学发展史研究方面，张弢考察了大学称谓的起源和发展。通过梳理universitas, studium和studiumgenerale的文献出处以及年代，可以发现，这三个专有名词不能相互替代，它们各自指向了中世纪大学的不同侧面，即学人共同体的组织形式、学校式的传统教学模式、被普遍承认的地位和特许权。同时，对史料的释读也勾勒出了大学于12 世纪末至13 世纪初在欧洲的起源史。[140]韩彩英肯定了中世纪大学的创立和神学家的思想对近代科学发展的积极意义。[141] 　　在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刘耀春关注了中世纪盛期意大利对法国文化的接受问题。[142]毛晨岚、罗爱林讨论了拜占庭与罗斯早期文明交往问题，突出了修道院等因素的重要作用。[143] 　　7、史学史研究 　　本年度集中涌现了数篇关于中世纪史学史的研究成果。约尔达内斯是6世纪生活在罗马帝国东部的历史作家，因其所撰《哥特史》重要的史料价值而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康凯讨论了《哥特史》的写作意图。他认为，实际上，《哥特史》和约尔达内斯的另一部著作《罗马史》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两部著作中，约尔达内斯通过记述哥特人和罗马人的功业和兴衰，试图呈现出一个动荡不安的尘世，以此来劝诫人们转向虔诚的宗教生活。[144]史学的鉴戒功能一直被西方的治史家们所贯彻。不过，由于社会政治结构体系的差异，史学鉴戒功能的指向在不同的时代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朱君杙、王晋新指出，在加洛林时代，由于君主在社会政治结构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地位以及皇室教育和封臣效命封君的义务，使得这一时期史学作品的鉴戒功能出现了服务皇室的新指向。[145] 在拜占庭史学方面，米哈伊尔·普塞洛斯的《编年史》是拜占廷帝国时期的一部史学名著，该书内容十分丰富且主题突出，紧密围绕11 世纪帝国的政治生活主线和活跃人群展开记述，令这部作品突破了中世纪编年史的写作体例，兼具叙事诗和人物传记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中世纪欧洲历史写作传统，在写作模式和著史观念等方面对后世文艺复兴史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146]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史学以古典主义为特色，以事实为依据，注重各类史料的考证和辨析。在博古学的影响下，史料的范围得到很大扩充。而史料的考辨，则明显受惠于修辞学。这是人文主义史学走向实证的内在理路，再加上对多学科方法和手段的利用，已展示出新的史学风貌，有助于19世纪孔德实证主义哲学影响下实证主义史学的形成，在西方史学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进程中，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147]此外，张广智阐述了马基雅维里作为历史学家对近代西方史学的重大贡献。[148] 近代早期欧洲巫术史研究长期以来是欧美学术界的学术热点之一。孙义飞对此项研究的学术史做了梳理，指出在其漫长的研究历程中，主要经历了四种研究范式的变革：理性主义范式、浪漫主义范式、新社会科学或人类学范式、现实主义范式。而在阐释体系中，自然、社会、文化领域的跨学科综合分析、真实性与可感性以及重视微观问题等成为时下研究的常态。[149] 五、东亚古代中世纪史研究 1、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 　　本年度的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主要关注的问题有：日本古代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古代都城制度、古代的神话和宗教信仰、古代日本人对灾害的认识、古代的移民、古代的对外关系与遣唐使、古代女性的地位与教养、古代人的历史编纂、古代的文字与文学；中世纪武家社会的宗教文化；中世纪的对外贸易；近世江户时代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江户幕府的对外认识和对外政策、近世儒学和思想家、近世的宗教、近世的社会教育。需要指出的是，本年度的成果反映出研究者的史料解读能力有所提高，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课题，如古代灾害史研究、古代姓氏的研究、古代女官和乳母制度的研究等。 　　在古代史研究方面，李卓考察了中日两国古代社会的差异。她指出，一般认为文化传统相近的中日两国在近代以后开始“分道扬镳”，但实际上两国很早就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华制度文明对日本有广泛影响，却非源远流长。大和时代的日本，已经奠定了社会与文化的基本格调。从平安时代起，日本在制度和基本社会秩序方面脱离唐制，回归传统的倾向日益明显。从社会史视野看日本，皇权衰落，贵族政治、族制统治、身份等级制度等始终是日本社会结构的特色，而其实质与中国完全不同。[150] 关于日本古代国家形成确立时期的历史，张建立考察了日本天皇制长期延续的原因。[151] 王趁意考察了弥生时代至古坟时代墓葬的中国制铜镜随葬现象，通过对青岛平度一座西汉中期墓葬的探讨，认为日本古代这一丧葬礼俗，应来源于黄河流域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华铜镜文化。[152] 王凯探讨了从邪马台国到大和朝廷的历史变迁，认为大和国借助自身的“发明”，即三角缘神兽镜和大型古坟最终完成了统一大业。[153] 高明士指出，日本国号的由来与天皇制有密切的联系，即由“倭”国演变为“日本”国，由称“王”演变为称“天皇”。他根据近年来发现的多种墓志以及木简，认为新发现的《祢军墓志》所见“日本”应为国号，是今存金石文中最接近咸亨元年（670年）由倭改为“日本”国号的志石。而随着国号的改称，到天武朝（673－686）时，也将以往的“王”号及“大王”号改称为“天皇”。[154] 林娜考察了日本古代的采女与古代王权的关系，认为采女是日本古代地方豪族献给中央朝廷的贡女,其出现与演变体现了王权与地方势力双方博弈的过程。[155] 章林考察了古代日本的皇亲政治。认为皇亲政治的形成，防止了贵族官僚干预皇位继承和进行分权，加强了天皇的专制统治。[156] 　　王海燕利用古代神话传说探讨了古代日本人对自然灾害的认识。她认为《古事记》、《日本书纪》、《风土记》所记载的神话传说包含了古代日本人对自然灾害的认知。其中的神话传说，一方面表达了古代日本人对自然灾害的敬畏，另一方面亦传递出古代日本人直面自然灾害时积极应对的意识。同时，在日本神话传说中还显示出古代日本人对人与自然相互制约关系的认知。[157]王玉玲考察了日本律令时代的灾异思想，认为中国天人相关的灾异思想随儒学一同传入日本，在律令体制下，灾异思想不仅对改善日本古代政治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也推进了日本古代灾害应对体系的确立，使古代日本人的自然观发生了重大改变。[158] 　　葛继勇以日本出土的《魏征时务策》木简为例，阐述日本出土木简对中国佚书复原研究的意义。他指出日本《魏征时务策》木简的存在证明了《魏征时务策》在八世纪时东传日本的事实，还推测此书曾是古代日本贡举考试中的重要参考资料。[159] 乔治忠、刘文英考察了中国古代编年史对日本的影响。认为唐代以后已有多种体裁的史籍传入日本,而日本选择了编年史作为其“国史”的编纂方式。江户时代的编年体史书对日本的影响不止于史学领域,其中的“尊王”观念还成为推翻幕府、拥护明治天皇集权的舆论工具。[160] 彭英探讨了日本奈良平安时期神佛习合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认为奈良平安时期作为民族宗教的神道这一日本本土文化在吸收佛教这一外来文化的过程中采取一种包容的态度，以神佛习合这样一种比较灵活的方式使得作为本土文化的神道得以延续和发展。[161]尤海燕考察了十世纪前日本的礼乐思想。从７世纪到９世纪初，日本在大量引进中国律令法制和官僚制度的同时，也原样照搬了作为意识形态的礼乐思想。日本化了的礼乐思想，还发展成为编纂和歌敕撰集的指导思想，《古今和歌集》就是其代表性成果。[162] 赵维平从音乐史的角度探讨了产生于奈良时代、流行与平安时代的宫廷音乐“内教坊”在古代宫廷仪式中发挥的作用，认为无视中国文化性格、内容而一并将其高级化、上品化、仪式化的受容方式，是日本八至九世纪接纳唐朝音乐时表现出的典型特征。[163] 　　在中世纪史研究方面，王明兵探讨了日本中世末期五山禅僧的“儒释争论”。指出“儒释”论争在日本五山禅林的展开，与中世大批禅僧入华留学活动和宋学东传日本密不可分。[164] 陈国灿指出宋朝海商在中日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变革与海洋意识的成长密切相关。[165] 袁泉、秦大树对日本传世宋元漆器进行了综合性研究，以日本现藏的宋元漆器为基础，广泛收集中日两国刊布的宋元漆器资料，并参考同时期陶瓷器、金属器、丝织品和绘画作品等相关资料，力图从大的时代风格和手工业布局层面，探讨宋元时期不同手工业部门和艺术门类之间的相互融通和彼此借鉴，重新论述了13 — 14世纪中日海贸的航运路线和模式特点，揭示了“士人艺术”对手工业的影响和催育。[166] 朱莉丽以策彦周良的出使日记《初渡集》为中心，结合中国的政书、方志、游记和文人笔记等，对通过日本遣明使的活动所折射出来的明朝在制度、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特点进行了研究。[167]彭英探讨了日本中世文化中的禅儒关系，禅借助新儒学传入日本，而禅又为新儒学在江户时期成为反映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门显学奠定了基关系，认为明前期是有明一代中日官方关系确立的重要时期,日本统治者能否约束本国国民础。[168] 葛小丽对正德七年日本入明使撰写的《壬申入明记》的版本与内容进行了研究。[169] 程实研究了日本中世时期的弁庆传说与熊野信仰关系。[170] 孟宪凤分析了明前期的中日外侵、切实遏制倭患势态是明朝制定对日政策的基本着眼点。[171] 　　在近世政治史研究中，张晓刚、端木迅远探讨了谱代大名在江户时代幕藩体制中发挥的稳定作用，指出正是由于有了谱代大名这样一个群体，江户时代的幕藩体制才会更多地显示出其作为统一政权的统一性。[172] 邱杰评价了近世前期的城下町建设，认为近世前期，日本的中央政权及地方各领主在全国范围内较集中地进行了各自领国内的城下町建设，使之成为领国统治的中心。通过城下町建设、经营过程中各项政策举措的实施，领主们推动了近世社会身份制和阶级关系的巩固与强化；实现了对领国内物资生产和流通领域较为全面的掌控，建立起以城下町为核心的领国独立的经济圈，保护着领国内市场体系的平衡与稳定；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商品经济因素向领国农村的渗透，维护了领国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173] 　　在近世的对外贸易史研究方面，张兰星论述了16-17世纪欧洲人的对日黄金贸易，认为16－17世纪大量黄金被欧洲人运进日本后，活跃了日本的外贸活动，还刺激了亚洲的货币流通。不过太多的黄金被运入日本，也造成了日本的通货膨胀。另外，他还探讨了17世纪前期荷兰对日贸易成功的原因 [174] 张晓刚、刘钦、万映辰等探讨了锁国时期中日韩三国的贸易交流，认为17世纪东亚暨中日韩港口城市的发展有着显著的国内外政治背景：一方面中日韩三国均遭受到“西学东渐”的冲击与影响，另一方面，三国又都倾力维护国内的“政治稳定”。各种政治因素交互影响并促成了此一时期东亚三国的“锁国”局面，且在此背景之下形成了广州、长崎、釜山“一口通商”的贸易格局。张晓刚、刘钦将17～18世广州和长崎的对外贸易进行了比较，认为广州、长崎对外输出品等级及流通范围存在较大差异；作为亚洲乃至世界重要贸易集散地的广州，无论是港口贸易量及额度还是贸易商品流通范围均非长崎所能比拟。然而，在近代东亚转型期来临的前夜，两座港口对各自国家社会变迁所起到的作用却大不相同，亦对后来中日两国的早期现代化发展进程产生了迥异的影响。[175] 　　在近世思想史、教育史研究方面，中国儒学与日本近世思想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课题。唐利国探讨了日本在近世至近代的历史过程中是如何利用中国儒学建构民族自我认同的。武士道论是近代日本在塑造民族认同过程中逐步发展和确立起来的一套重要话语体系。作者通过对山鹿素行、吉田松阴和井上哲次郎三位武士道论者的分析，考察了致力于建构民族自我认同的日本武士道论者，在展开关于武士道的历史叙事时，究竟是如何处理儒学这一来自中国的“他者”。他认为，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文化是日本人无法回避的“巨大的他者”，它先是被利用，而后又被抛弃。“他者”与“自我”的双重建构，最终演变为双重的“虚构”。[176] 刘琳琳考察了近世日本关于伊势外宫地位的争论，指出江户时代伊势神宫中的内外两宫围绕外宫的性质和地位高低问题发生过激烈的论战，内宫方面否定外宫祭神是国常立尊，并彻底反对中国的阴阳思想。外宫在论战中的失败是由于其追求的内外宫地位对等与封建等级秩序之间存在根本矛盾。[177] 史少博研究了本居宣长对儒学思想的否定，认为本居宣长以“完全摆脱中国思想”为治学目标，极力排斥儒学思想，主张通过古神话、古传说了解日本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探求日本精神的文化的本质和源泉。他推崇的日本至上优位论，以及日本精神，被后来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所利用，成为军国主义者向外扩张的理论来源。[178] 李静分析了江户时代儒学家中江藤树前期著作中的排佛思想。[179] 董灏智通过对江户时代的古学派的考察，认为古学派学者对宋学的结晶“四书”皆有过新诠释和不同程度的解构，形成别具特色的古学“四书”认识。并且这一新认识中还凸显出实务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倾向，它开启了日本在前近代去中国化的开端。[180] 范业红认为江户时期日本学者诠释下的“华夷”观念，对日本国家主体意识的树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181] 杨立影考察了江户时期大名保科正之颁布的用于教育家臣集团的《家训十五条》，认为保科正之等江户大名通过理解和接纳儒学理念构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伦理道德方面，强调“五常之理”，成为江户时期“文治”政策的发端。[182]胡学亮考察了江户时代日本飞弹国町方村寺子屋的农村教育状况，张梅、胡学亮对江户时代日本藩校教学活动进行了分析。[183] 　　在近世的中日关系史和文化史研究方面，王晓秋介绍了清代中国漂流民与日本儒生的笔谈内容。指出笔谈的内容反映了当时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和互相认识。[184]仲光亮考察了江户幕府时期日本的对华观，认为江户幕府时期的日本，其对华观呈现出十分明显的矛盾现象：一方面贱视清朝，视清朝为“夷狄”，坚持拒绝与清朝通交的立场；另一方面，却又特别重视清朝，视清朝为日本主要的威胁。日本江户幕府虽利用其周邻外交和唐船贸易的信息渠道，在搜集清朝“三藩之乱”、乾隆帝南巡等政治情报的同时，尤其重视搜集舆地、军政、武备技术等清朝军事方面的情报。这种看似矛盾的对华观正是江户幕府时期日本涉华行为的特征。[185] 陈尚胜利用日本《华夷变态》的史料，分析了日本江户幕府对清朝统一台湾问题的关注。[186] 李若愚论述了日本“锁国”政策对19世纪以前日俄关系的影响，指出十七世纪后俄国的远东扩张政策和日本的锁国政策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外交理念，为19世纪前日俄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调。[187] 葛兆光从前近代东亚各国文化竞争的角度评价了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的意义。他认为，从15世纪到19世纪，朝鲜曾有60多次派遣使团赴日，这些使团中的文人留下了约40种类似出使日记的有关文献，以及相当数量的笔谈、唱酬和绘画。这些文献资料的意义是双重的，它既呈现了这几个世纪日本与朝鲜的政治关系与文化比赛，也让我们看到在近世东亚的政治与文化上中国的存在，日朝交往中，无论在政治领域的名分、礼仪、文书上，还是在文化领域的衣冠、风俗、学问、艺术上，现实上的“明清”虽然缺席，但历史上的“中国”却始终在发生影响。因此，在朝鲜通信使文献中，尽管看到的主要是日本与朝鲜之间的复杂关系，但也可以看到中国在通信使文献中，仿佛是一个不在场的在场者。[188] 范业红、郭锐、王箫轲分别考察了前近代日本的朝鲜观，范业红认为江户时期日本人的朝鲜观是一个集尊敬、蔑视、侵略于一身的混合体，在日本江户时期文人儒士的观念意识上均有所体现。郭锐、王箫轲探讨了日本前近代的朝鲜观，梳理了从古代神功皇后的征服三韩传说到十九世纪“征韩论”的发展过程。[189] 熊寰叙述了日本早期瓷器的发展。他结合日本文献的相关记录和考古发掘资料，分析了日本瓷器创烧的时间，指出在日本瓷器初步的发展阶段，日本国内的官方干预和国外的相关因素对其产生了促进作用。[190] 马丛慧介绍了几部日本重要的茶书，概述了中国茶叶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191] 　　2、朝鲜古代中世纪史研究 　　据不完全统计, 2014年度我国学者在朝鲜古代中世纪史方面发表了论文集4部，[192] 论文90 余篇，召开了中国韩国学大会和朝鲜史研究会年会，推进了中国朝鲜史研究的发展。本年度的中国朝鲜史研究继续以文化交流史、中朝关系史、专题史为主，对一些宏观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则关注较少。 　　在朝鲜半岛早期历史研究方面，王元周以朝鲜半岛的国史构建为核心，分析了“檀箕认识”的演变过程，并通过阐述“檀箕认识”与国史构建的互动关系，展示了“檀箕认识”演变的复杂性，以及对朝鲜半岛的中国认识的影响。[193]李春虎介绍和分析了古朝鲜国家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探讨了檀君朝鲜、箕子朝鲜、卫满朝鲜的历史内涵、发展特点以及学界主要争议点,试图对古朝鲜历史给予更加合理的解释和定位。[194]苗威以貊族的考古文化为重点,探讨了貊人在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发展状况，认为貊人的历史不仅是中国古代地方史重要内容,也是在叙述朝鲜古代史时常常涉及的问题，貃人的活动范围跨越了今天图们江和鸭绿江,因此在中朝古代关系史研究中也是一个重要话题。[195]她还探讨了辰韩的民族构成，认为新罗早期的社会组织“新罗六部”是在原来的“辰韩六部”的基础上转化而来的。辰韩的基本人种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尽管存在诸多“外来户”，但并不是辰韩民族的主流。[196] 孙炜冉对高句丽与倭的战争进行了探讨，认为五世纪因政治发展需要，高句丽和倭都想在朝鲜半岛确立主导地位，因此展开了诸多角逐，甚至军事战争。而经过好太王的军事干预，屡屡挫败倭国侵入新罗的企图，为高句丽确定半岛霸主地位、清除倭国在半岛的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确定了五世纪初的半岛格局。[197]尹铉哲、刘楠楠以《三国史记》为中心，探讨了靺鞨人的历史活动、分布范围及其性质等，认为《三国史记》的“靺鞨”不是简单的一个部族，而是不同期不同部族的泛称。[198] 　　在考古研究方面，彭云、金余池通过浙江地区水稻考古遗存与韩国水稻考古遗存的对比研究，讨论了浙江东部考古遗存和韩国考古遗存相类似的特点，论证了中国水稻文化通过东海直接传入韩国的可能性。另外，他们通过对墓葬类型、实物对比研究分析，认为浙江境内发现的春秋战国考古墓葬的诸多类型和韩国西南部地区发现的诸多墓葬的类型特征基本一致，只是称谓不同。从采用的材料和形制、年代上看，韩国的墓葬形制是受中国墓葬形制的影响。[199] 王飞峰通过对中国古代及朝鲜半岛相关史料的分析，认为冬寿墓出现的莲花纹及坐帐形象应是直接源于汉魏十六国时期的辽西壁画墓，并对以后的高句丽壁画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冬寿墓的莲花纹在当时的高句丽地区仅仅是作为一种与坐帐共存的装饰纹样，并不代表佛教已经传入高句丽地区。[200] 郑春颖对公开发表的117 座高句丽壁画墓中冠帽图像较为清晰的个体逐一梳理，确定研究对象417 例。从定名入手，分类分型剖析了各种冠帽的形制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究各种冠帽的服饰文化内涵，认为高句丽壁画所绘冠帽具有性别、等级、地域差异性且多民族服饰文化因素并存。她还对上述117座高句丽壁画墓中发式较为清晰的人物形象逐一进行梳理，确定研究对象215例。从发式定名入手，在辨析发式形制特征的基础上，探究了每一类发式的社会文化属性，概括了高句丽壁画所绘发式的文化特征。[201] 彭善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近年的考古新发现， 对中国出土高丽青瓷的类型、分期、流布背景及相关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202]沈芯屿从杭州历史博物馆馆藏高丽青瓷的造型和纹饰、时代、与浙江青瓷的关系等方面入手，探讨了其与浙江青瓷文化的渊源关系。[203] 　　移民史是近年研究关注的热点问题，拜根兴对出土于洛阳、西安的入唐高丽人墓志作了整体探讨分析，涉及这些墓志出土的地区、数量，指出这些墓志多系出自盗掘或非正式发掘，并有家族式特点；对墓葬的作者、墓主的出身等也做了相应的探讨，并对其史料价值作了评价。他还依据中外现存文献资料，探讨了墓志涉及的陈法子入唐相关问题和墓志中的百济地方郡名问题，他认为陈法子家族属于移居中原的百济化汉人。拜根兴还对新公布的在唐新罗人金日晟墓志进行了考析，探讨了金日晟的生平、婚姻、官职及其丧仪的规格。由于金日晟其人在文献史料中失载，作者根据现存资料推定他为新罗孝成王、景德王的从兄。[204]楼正豪通过墓志和相关史料，对高句丽遗民高牟的出身、投诚背景及入唐活动做了考察，确认了唐朝对投诚的异民族上层人士所采取的优待政策。[205] 孙炜冉对渤海遗民流入高丽的高潮及总人数、遗民的构成、安置情况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指出渤海遗民与高丽人的关系就是高丽王朝与其附属民众的关系。[206]芦敏从移民历史背景、迁移路线、活动过程等方面，较为全面地分析10—13 世纪华人移民构成及其对朝鲜半岛历史发展的贡献。[207]沈岩根据史料及相关研究对辽金元时期女真人在朝鲜半岛的分布情况进行了考证，认为辽金元时期, 居于东北的女真人其分布地的南部达到朝鲜半岛的东北部和西北部，朝鲜的咸镜道、江原道、平安道、两江道等地都是女真人聚居比较密集之地，辽金元政权对这部分女真人进行有效治理，巩固了中国王朝在朝鲜半岛的疆界。[208] 　　在古代东亚国际关系史和古代中朝关系史研究方面，魏志江认为费正清关于“华夷秩序”的论述，并不完全符合10-14世纪东亚国际秩序的事实，这时期的东亚不仅不存在以宋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而是以辽金蒙古为中心，形成了“华夷变态”的东亚世界。[209]李途、谭树林从观念—制度—体系—秩序四个层次入手，对天下观念、封贡制度、东亚封贡体系及东亚封贡秩序四个概念的逻辑关系做出解读，以期理解传统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关系。他认为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扩大，先秦时期的天下观念发展成为秦汉、唐宋及至明清时期的册封—朝贡制度，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封贡活动逐渐制度化和常态化，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体系，构成了东亚地区的传统国际秩序。[210] 李磊梳理了百济的天下意识及其对东晋南朝天下秩序的参与，认为百济的天下意识不仅对百济自身的国家建构影响甚巨，而且成为东晋南朝天下秩序中的一个重要部分。[211] 　　王小甫等著《中韩关系史·古代卷》对从远古至清朝中期中国与高丽、朝鲜的关系进行了梳理。[212] 刘丽敏对历史上中国官制对朝鲜半岛官制的影响进行了梳理，认为朝鲜王朝的官制体系是随着中国朝代更替、制度变迁而随之发生改变，在借鉴中国官制的同时，依据朝鲜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取舍增删，以适应本地区的实际需要，并不断更新、完善，最终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李氏朝鲜职官制度。[213]孙泓以高句丽中期历史为中心，讨论了246年至427年间东北亚诸民族、政权的关系，认为研究清楚这段历史,对了解当时东北亚诸民族政权的关系,还原高句丽与新罗、百济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214] 陈俊达对《高丽史》一书中“中国”一词进行了梳理，在考察“中国”一词含义的基础上，得出高丽人“中国观”的两个特点，并分析形成高丽人这一“中国观”的原因及高丽人使用“中国”一词的依据。[215]魏志江对《高丽图经》撰写的背景、内容、体例、史学价值及其所反映的宋人对高丽的认识等进行了论述，认为该书不仅是研究高丽史和中韩关系史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也反映了12世纪高丽王朝已经具有较高的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216]陶然以高丽著名文人李齐贤的诗文著述为例，分析了他在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同时，所流露的强烈的乡邦意识和本土观念，认为这既是他创作中的自我意识，也是元代多民族共存的文化环境的反映。[217]边兰芹分析了征东行省与高丽国之间由“部分从属”转为“混合行政”的关系演化过程。[218]谭红梅对高丽朝的丽日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高丽因为倭寇问题严峻而主动发展同日本的关系，从而建立起了具有实质内容的官方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倭寇之患的因素促成了丽日之间的官方交往。[219]袁晓春依据《明太祖实录》、朝鲜《高丽史》等珍贵史料，对明朝皇帝朱元璋与高丽使臣郑梦周的外交活动进行个案分析，考察了明初与高丽王朝的外交关系的建立与发展。[220] 　　在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王旭对中韩古代文化在文字传播、政治制度借鉴、典籍交流和科举制度效法等方面的交流进行了论述。[221]景志强通过对中朝卵生神话的比较，认为卵生神话与先人所生活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宗教、习俗、心理、思维方式以及民族交流融合息息相关，并与两个民族鸟崇拜和图腾崇拜的心理机制相关，表现了两个民族对宇宙、人类起源神圣的记忆、认识和理解，同时也揭示了两个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源远流长。[222]孙铎铭对箕子朝鲜起源说和“檀君朝鲜”起源说的内容与后世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223] 叶恩典对泉州附近进行了田野调查，结合历史文献，认为泉州附近的新罗村、新罗寺、新罗塘、高丽巷、高丽墓、高丽厝等，均与古代的新罗国语高丽国。存在十分微妙的渊源关系，而雪峰义存禅师、福清寺与玄讷禅师、昭庆寺等佛教人物、寺院和典籍，也是泉州与新罗佛教交流的直接见证。[224]王霞对唐玄宗时期的唐罗交流进行了探讨，认为玄宗时期，新罗积极的亲唐外交和努力学习唐文化的态度，获得了玄宗的认可和赞誉，称其为“仁义之乡”、“君子之国”。这既反映了唐对新罗文化水准的认可，也反映了唐罗之间特殊的亲密关系，并促使新罗的国际地位得到很大提升，逐步成长为东亚强国。[225] 黄勇认为睿宗的崇道行为使高丽道教取得了接近国教的地位，反映了其“三教鼎立”的治世观，也体现了其“文轨同乎中夏”的治国理想。[226] 　　宋成有认为宋丽之间的史籍交流，为金富轼撰写《三国史记年》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基础，中国古代史籍编纂的体例和修史思想在《三国史记》中也可以找到相似、相通、相同之处。[227]吴冰强调大量汉文典籍因流传到朝鲜而避免了被禁绝的命运，从而解决了中国在历史学、文献学上面对的许多难题。[228]周海宁研究了中国文化对高丽、朝鲜史学的持久影响及朝鲜史学自身的逐步内化发展过程。[229]李宝龙对高丽朝汉文学词不如诗的文学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高丽朝的词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还是影响上都远不及汉诗创作，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其中文学功用的替代、创作取法的不足和理论支撑的缺乏等因素是导致了高丽朝词文学创作低迷的重要原因。[230] 六、东西方交流史研究 在2014年度里，我国的古代东西方交流史学者对古代中外关系史的一般性特征及古代中国同西方文明、西域与阿拉伯诸国、印度与东南亚诸国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本年度内出版了一批古代中外关系史方面的学术专著。李云泉的《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修订版）[231]从通史的角度出发，对不同时期朝贡制度的发展、朝贡机构与礼仪变化进行了考察与论述。黄纯艳的《宋代朝贡体系研究》[232]探讨了宋代朝贡体系下建立在宋朝视角立场上的“名分世界”与各朝贡国在现实世界中的政治、经济诉求之间的关系。耿引曾的《中国亚非关系史》[233]研究了古代中国人的亚非知识，丝绸之路，佛教、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中国和亚非各国的交通和贸易，汉文化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影响等内容。韦明铧的《风从四方来——扬州对外交往史》[234]是一部研究扬州城在从古代至近代的中外关系史中地位的专著。余太山、李锦绣主编的《丝瓷之路：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第4辑）[235]收录了10篇国内外中青年学者近年来在中外关系史领域的代表性成果。 　　在对古代中外关系史的宏观思考方面，张绪山认为古代民族关系史中的“族群征服”现象并不能等同于“文明中断”，因此中国、印度和希腊各自代表着一种未曾中断的古代文明。[236]李途、谭树林剖析了天下观念、封贡制度、东亚封贡体系和东亚封贡秩序四个概念的逻辑关系。[237]张健选取15世纪上半叶中越关系为案例，指出古代东亚朝贡体系出存在的相互认可机制有利于维持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长期的和平关系。[238]石云涛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交流史中的陆路和海上贸易。[239]陈圆圆结合水下考古成果解释了泉州港在宋元明时期盛极而衰的经济社会根源。[240] 　　在古代中国与欧洲交流史领域，徐国栋从宪法角度研究了汉朝与罗马关系中的分歧与误解，强调了所谓“丝绸之路”的双向性。[241]张绪山的《汉唐载籍中的希腊传说》梳理了希腊海妖故事和女人国传说进入汉唐典籍中的传播过程。[242]武鹏认为《宋史》中记载的拂菻国形象应该是拜占庭帝国，但所谓“拂菻国”的来使却并非拜占庭帝国的官方使节。[243]杨俊光、叶建评价了齐思和先生在古代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史和匈奴西迁路线考证等问题研究中的贡献。[244] 邬国义追溯了《马可波罗行纪》在近代中国被重新发现的经过。[245]胡宝柱、肖文帅等探讨了明代南澳地区在非法贸易与海盗这一背景中扮演的角色。[246]金国平指出“化人”实际上是“佛郎”或“化郎”的转音。[247]陈旭楠从全球史的视角解读了葡萄牙、荷兰与明政府在1601年荷兰商船来华事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248] 　　在古代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研究方面，李荣建追溯了中国的形象在阿拉伯世界中的演变历程。[249]马东雅分析了唐代胡乐同阿拉伯帝国音乐之间的渊源关系。[250]丰云舒、宋岘认为《回回药方》的理论体系源头来自以伊本·西那《医学法典》为中介载体的古希腊医学。[251]黄燕、王锦、王兴伊以“鹤顶丹”方剂为个案，展现了《回回药方》中西结合、中阿医学交融的性质；[252]后两位学者还对《回回药方》的研究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理。[253]姚晓菲对散见于各种明代笔记中的西域回回人资料进行了整理。[254] 　　在古代丝绸之路研究领域，王冀青介绍了丝绸之路的概念自托勒密《地理志》萌芽，在玉尔的《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中成型，最终由李希霍芬《中国》第1卷正式提出的历程。[255]刘进宝指出敦煌是历史上多民族的聚居地、丝绸之路的咽喉和中原经营西域的据点。[256]王蕾利用传世历史文献、敦煌吐鲁番文书、出土墓志和汉简等材料考证了河陇地区各处关津的设置时间与位置，揭示了河陇关津之间相互配合、相互支撑的紧密联系。[257]孟芳芳分析了西域文化在充实创作素材、丰富人物形象和促进作品内容多样化等方面对汉代文学的影响，西域音乐在汉乐府诗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西域文化风格对汉代文学以奇为美和想象力丰富特征的塑造。[258]周青葆从音乐考古学的角度重构了细腰鼓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历程。[259]张德芳解读了西北汉简中包含的丝绸之路东段路线及各民族文化交往信息。[260]陈玮对景教在宁夏地区兴衰历程中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261]何文泽、刘家铨评价了西夏政权对丝绸之路贸易的贡献。[262] 余欣、翟旻昊考证了郁金香和郁金自西域传入中国的来龙去脉。[263] 　　在古代华夏与内亚地区文明交流史的相关问题研究中，沈爱凤认为“东突厥斯坦”这一地理概念来自俄国学者的杜撰。[264]王毅系统梳理了考古出土的北朝胡俑资料。[265]陈玮勾勒了中古时期宁夏地区粟特人的历史发展历程与生活面貌。[266]岳东总结了粟特裔移民对松漠地区发展的贡献。[267]王绍林、蔡斌研究了月即别时期金帐汗国与元朝的交往关系。[268]潘勇勇梳理了国内外学术界对明朝与帖木儿王朝关系史的研究状况。[269] 　　在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古代交流研究方面，梁志明分析了中越古代关系史上和平交往与恩怨纠结并存的现象。[270]宓翠认为古代东南亚国家特殊的政权模式及其对世界的看法是促成其对中国朝贡的重要因素，而它们基于社会形态与世界观而产生的、对朝贡不同于中国的理解也是他们愿意接受朝贡的重要原因。[271]张成霞、罗进民从语言文学、民俗、服饰、建筑、宗教等方面对东南亚文化中的中国元素进行了探讨。[272] 　　在中国与南亚地区的古代交流研究中，朱唯践具体分析了以佛教窟龛造像为载体的印度艺术对中国古代艺术的影响。[273]张翔宇综合利用文字记载与古代舆图两种资料，评述了明人对南亚地理知识的认识水平。[274]康颖宽认为基于《弥勒会见记》文本而提出的中国古代戏剧印度起源说只能代表一种存在可能性、但未经证实的假说。[275]张钦指出吐蕃道虽存在时期很短，却是中印佛教文化交流中的一条重要途径。[276]本措加研究了吐蕃时期的印度口授医学翻译史和赞普组织的邻国医学理论翻译史。[277] 　　 　　总体而言，本年度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继续稳步发展，学者们重视原始文献研究；关注重大理论问题，不断拓展专题史研究领域；强调历史与现实的有机联系。当然，本学科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专题个案研究较多，总体性分析偏少；宗教和思想文化、对外关系、社会习俗方面的成果日益增加，政治与经济社会历史多角度分析尚显不足；史实记述、史料分析的成果较多，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成果较少；主要成果仍然集中在古代希腊罗马、欧洲中世纪等传统优势领域，而史前社会史、古代印度文明、古代中亚文明、古代美洲文明、古代非洲文明、斯拉夫文明、伊斯兰早期文明研究等成果仍然不多，这些“弱项”都是我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在未来需要努力克服的。 注释： 　　[1] 参加本文撰写的有：徐建新、刘健、胡玉娟、郭子林、孙泓、张炜、王超华、吕厚量。 　　[2] 李政：”Hittite Diplomatic Texts ?——Reconsidera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someHittite Treaty Texts”, Paper 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Hittitology, Warsaw, 2014. 　　[3] 刘健：《苏美尔神庙建筑仪式探析——以古迪亚滚筒铭文A和B为例》，《古代文明》2014年第4期。 　　[4] 国洪更：《亚述行省制度探析》，《世界历史》2014年第6期。 　　[5] 李海峰：《从民间契约看<汉穆腊比法典>的性质》，《史学月刊》2014年第3期。 　　[6] 陈飞：《亚述历次迁都比较研究》，《宁夏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谁归还了马尔都克神像？——<年代记P>相关记载考》，《学海》2014年第2期。 　　[7] 史孝文：《古亚述商人在安纳托利亚的婚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9月3日A05版。 　　[8] 袁指挥、成淑君：《古代近东的王后外交》，《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9月3日A05版。 　　[9] 霍文勇：《从那布到那迪图：古巴比伦时期的书吏》，《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25日。 　　[10] 于殿利：《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国家治理结构》，《学术研究》2014年第1期；《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国家的意识形态管理》，《光明日报》2014年4月23日；《西方文明渊源中的意识形态管理——以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为例》，《人民日报》2014年1月26日。 　　[11] 李海峰：《亚述地区的民族冲突与文化融合》，《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年第3期；《古代亚述地区的民族冲突与民族战争》，《中国民族报》2014年5月2日；李海峰、刘期亮：《亚述人尚武文化论析》，《西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年第1期。 　　[12] 这部分成果的评价参见本文的希腊罗马部分。相关成果有：晏绍祥：《波斯帝国的“专制”与“集权”》，《古代文明》2014年第3期；王以欣：《居鲁士的早年传奇与口传历史》，《古代文明》2014年第1期；吕厚量：《希罗多德波斯史及其对古希腊知识精英波斯观的塑造》，《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 　　[13] 张倩红、艾仁贵：《神权与律法之下：希伯来王国的“有限君主制”》，《历史研究》2013年第6期；杨巨平：《帕提亚王朝的“爱希腊”情结》，《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王三三、邵兆颖：《帕提亚人的斯基泰渊源》，《世界历史》2012年第2期；李海峰、白杰：《贝罗苏斯与希腊化时期两河流域史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25日。 　　[14] 拱玉书：《谈楔文文字的汉译》，《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15] 刘健：《赫梯文明与赫梯学研究》，《光明日报》2014年10月15日第14版；《绵延未绝前古典时期的安纳托利亚文明》，《文明》2014年第5期。 　　[16] 斯蒂芬·夸克著，颜海英译：《夏鼐先生与古埃及串珠研究》，《考古》，2014年第6期。 　　[17] 郭丹彤：《古代埃及文献中的沙苏人》，《世界民族》，2014年第4期。 　　[18] 王海利：《失落的玛阿特——古代埃及文献<能言善辩的农民>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版。 　　[19] 赵克仁：《两河文明与埃及文明的差异及原因探析》，《西亚非洲》，2014年第1期，第92—110页。 　　[20] 王海利：《象形文字与圣书文字——兼论古埃及文字的中文名称问题》，《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第12—17页。 　　[21] 雷纳特·米勒-沃勒曼著，王海利译：《古代埃及国家与离心化危机管理》，《古代文明》，2014年第7期，第2—6页。 　　[22] 田明：《圣·安东尼修道思想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2期，第154—165页。 　　[23] 郭子林：《古埃及国王的丧葬仪式》，《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1期；《仪式理论视野下的古埃及宗教仪式探究》，《西北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24] 晏绍祥：《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上、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 　　[25] 晏绍祥：《古典历史研究史》（修订版，上、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 　　[26] 相关书评如冯金鹏：《民主与共和的西方古典内涵——兼评晏绍祥著<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政治思想史》2014年第2期；吕厚量：《评晏绍祥新著<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政治思想史》2014年第2期。 　　[27] 黄洋：《古代希腊政治与社会初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第1版。 　　[28] 张巍：《Eunomia：梭伦的理想政制》，《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 　　[29] 晏绍祥：《修昔底德与中美关系—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光明日报》2014年3月17日第15版。 　　[30] 晏绍祥：《“衰世”不衰：重构公元前4世纪希腊历史图景》，《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2月26日第A05版。 　　[31] 祝宏俊：《萨拉米斯海战希腊军队《获胜》真相》，《军事历史研究》2014年第2期。 　　[32] 贾瑞霞：《公元前四世纪雅典上层贵族的政体论——以色诺芬和柏拉图为例》，《吕梁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33] 徐朗：《从理想到现实——柏拉图政治思想的源流与演变》，南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5月。 　　[34] 吕厚量：《雅典古典时期的埃菲比亚文化》，《世界历史》2014年第4期。 　　[35] 杨巨平：《帕提亚王朝的“爱希腊”情结》，《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 　　[36] 晏绍祥：《波斯帝国的“专制”与“集权”》，《古代文明》2014年第3期。 　　[37] 李建松：《米诺斯海权：神话还是现实？》，《史林》2014年第2期。 　　[38] 蔡丽娟、徐晓旭：《泛希腊崇拜与古代希腊民族认同》，《史林》2013年第6期。 　　[39] 齐虹：《阿卡狄亚人：族群、城邦和同盟》，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5月。 　　[40] 裔昭印：《西方古典妇女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世界历史》2014年第3期。 　　[41] 王以欣、张大丽：《古希腊的财神与财富观念》，《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42] 王大庆：《“神圣”与“世俗”之间——试论古希腊奥林匹亚赛会的宗教性》，《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古希腊赛会中体育竞技活动的仪式性特征》，《河北学刊》2014年第5期；《从体育运动看古希腊人对女性的性别建构》，《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43] 邢颖：《希腊城邦与奥林匹亚节》，《世界历史》2013年第6期，80-90页。 　　[44] 邢颖：《论古希腊泛雅典人节中的城邦意识》，《历史教学》2014年第11期（下半月刊）。 　　[45] 陈思伟：《公元前4世纪雅典海上贸易的几个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46] 周倩：《古典时代雅典人物雕塑研究》，山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4月。 　　[47] 张广智：《希罗多德史学的东方形象——以近十年中国学者的相关论著为中心》，《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48] 王以欣：《居鲁士的早年传奇与口传历史》，《古代文明》2014年第1期。 　　[49] 吕厚量：《希罗多德波斯史及其对古希腊知识精英波斯观的塑造》，《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 　　[50] 杨共乐：《希罗多德<历史·序言>的史学解析》，《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2期。 　　[51] 徐松岩：《希罗多德Historia诸问题刍议》，《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3期。 　　[52] 魏辰玙：《希罗多德的编史方法与历史观初探》，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4月。 　　[53] 尹红燕：《色诺芬的史学思想探微》，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4月。 　　[54] 吕厚量：《蜂后与主妇：古希腊作家色诺芬眼中的私人领域》，《光明日报》2014年1月22日第15版。 　　[55] 杨共乐：《古代西方史著中关注的三大主题》，《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3年总第11卷。 　　[56] 吴晓群：《西方古典史学的建构性特征》，《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1期。 　　[57] 徐晓旭：《古代中国和希腊族群祖先谱系研究方法述评》，《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3期。 　　[58] 晏绍祥：《古典民主传统的近代命运》，《光明日报》2014年6月25日第15版。 　　[59] 晏绍祥：《芬利的古史研究》，《历史教学问题》2014年第2期。 　　[60] 马克垚：《重新认识古希腊——读厉以宁<希腊古代经济史>》，《中华读书报》2013年10月9日第10版。李长林、杨俊明：《<日知文集·未刊稿>展现的研究成果与研究历程》，《历史教学》2014年第12期。 　　[61] 伊索：《伊索寓言》，王焕生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3月第1版。 　　[62] 荷马：《奥德赛》，王焕生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第1版。 　　[63] 郭子龙：《埃斯奇奈斯<诉提马尔霍斯>译注》，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5月。 　　[64] 摩根斯·赫尔曼·汉森：《《德摩斯提尼时代的雅典民主:结构、原则和理念》，何世健、欧阳旭东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 　　[65] 唐纳德·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曾德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 　　[66] 理查德·巴克斯顿：《想象中的希腊：神话的多重语境》，欧阳旭东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 　　[67] 王忠孝：《提比略退隐罗德岛：罗马帝国早期帝位递嬗机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 　　[68] 胡玉娟：《古罗马共和国的“治权神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9月24日A06版。 　　[69]尹宁：《古罗马政治捐赠述评》，《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70] 杨渊清：《罗马“关于搜刮钱财罪的阿基利乌斯法”涉陪审团条款译注》，《古代文明》2014年第4期。 　　[71] 吴寿东：《罗马外事大法官对罗马法的贡献》，《古代文明》2014年第1期。 　　[72] 庞萌苗：《论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对罗马法的贡献》，《海南广播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73] 何越：《古罗马法中妇女受限制的经济参与权》，《史学月刊》2014年第3期。 　　[74] 王思倩、陈雨薇、杨昊唯：《罗马法与唐律关于死刑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13期。 　　[75] 胡玉娟：《被保护人与罗马早期社会的等级冲突》（《世界历史》2014年第3期 　　[76] 姬庆红：《古罗马平民和贵族斗争的断限和特点新论》，《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古风与新潮的碰撞与交融——古罗马共和时期的两项教师法令释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77] 何立波：《罗马帝国早期元首政治中的被释奴问题初探》，《学理论》2014年第6期。 　　[78] 范秀琳：《罗马乡村研究：古罗马乡村维拉经营述论》，《古代文明》2014年4月；《谈古罗马地产中的宗教活动》，《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 期。 　　[79] 王振霞：《古罗马家庭生活的变迁》，《贵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 　　[80] 符松涛：《罗马帝国早期城市化的类型和作用》，《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81] 于丽君：《罗马在不列颠的经营之农业生产的开发》，《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5期。 　　[82] 何立波：《论同盟战争对罗马特里布斯会议的影响》，《学理论》2014年第15期。 　　[83] 刘小青：《觊觎与固守之间——罗马公民权视角下同盟战争爆发的原因》，《古代文明》2014年第1 期。 　　[84] 邹书源：《论罗马帝国的东方军事政策》，《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85] 杨俊明：《共和后期罗马公民社会道德滑坡原因的历史考察》，《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86] 康凯：《过度集权与晚期罗马帝国的衰亡》，《河北学刊》2014年5月。 　　[87] 宫秀华：《德鲁伊教发展呈现“罗马化”特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4日。 　　[88] 宫秀华、尚德君：《罗马帝国早期西班牙行省宗教崇拜罗马化刍议》，《古代文明》2014年第3期。 　　[89] 宫秀华、肖丽：《试论罗马海外殖民地的罗马化功用》，《东北师大学报》2014年第3期。 　　[90] 李永毅：《内战、征服与民族救赎——贺拉斯<颂诗集>第一部第二首解读》，《国外文学》2014年第2期。 　　[91] 蔡丽娟：《作为政治辩护话语的罗马史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92] 施晓静：《鉴往垂训:罗马史家的“经世致用”观》，《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9月24日A06版。 　　[93] 蒙森著，李稼年译：《罗马史》第5卷，商务印书馆2014。 　　[94] 弗朗切斯科·德·马尔蒂诺著，薛军译：《罗马政制史》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95] 克劳斯·布林格曼著，刘智译：《罗马共和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96] 罗伯特·K.谢尔克、黄洋编著：《希腊罗马史料集》第4册、第6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97] 胡玉娟：《哈耳摩尼亚与康科狄亚》；贾龙阳：《罗马王政时代陆军军制初探》；刘小青：《罗马共和晚期政治暴力探源》；肖丽：《罗马海外殖民地的建立在帝国经济发展中的意义》；张子翔：《查士丁尼时代对贫富差距的制度调适》。载《中国世界古代史2014年年会暨“纪念卢剑波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98] 侯建新、赵文洪、徐浩、刘景华、顾銮斋：《欧洲文明再认识》，《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2期。 　　[99] [英]罗伯特•斯旺森：《中世纪研究的新路径和新领域》，《世界历史》2014年第3期。 　　[100] 侯建新：《关于西欧现代社会转型起始年代的新观点》，《世界历史》2014年第4期。 　　[101] 侯建新：《资本主义起源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102] 倪世光：《《封建主义》概念在西方的生产与演变》，《世界历史》2014年第5期。 　　[103] 张莹：《变态封建主义纵论》，《历史教学问题》2014年第3期。 　　[104] 张炜：《传播偏向论解析西方文明扩张史》，《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5月21日A06版。 　　[105] 董晓佳、刘榕榕：《反日耳曼人情绪与早期拜占庭帝国政治危机》，《历史研究》2014年第2期。 　　[106] 武鹏：《450—584年“无皇子时期”的拜占庭皇位继承特点》，《历史教学》2014年第18期。 　　[107] 陈文海、王文婧：《墨洛温王朝的《国土瓜分问题》——<法兰克人史>政治取向释读》，《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 　　[108] 孟广林：《“王在法下”的浪漫想象：中世纪英国“法治传统”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109] 马克·阿莫诺：《中世纪晚期（1250—1450）英格兰国家的形成》，孟广林、汪鹏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110] 刘贵华、苏璇：《兰开斯特王朝时期英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以汉弗莱公爵为个案的考察》，《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111] 姜守明：《詹姆士一世专制主义的现实困境——三论“英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宗教因素”》，《史学集刊》2014年第2期。 　　[112] 郭军伟：《论中世纪苏格兰议会的形成》，《世界历史》2014年第5期。 　　[113] 陈志强：《拜占庭帝国末代皇帝的最后传说》，《史学集刊》2014年第2期。 　　[114] 向荣：《敞田制与英国的传统农业》，《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115] 徐浩：《论中世纪西欧的货币与货币化》，《史学月刊》，2014年第6期。 　　[116] 崔洪建：《中世纪英国货币流变与政治经济变迁初探》，《海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117] 李新宽：《中世纪晚期欧洲市场经济理论的萌芽探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4年第4期。 　　[118] 王向梅：《中世纪英国农村妇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119] 周施廷：《帝国城市纽伦堡的新教婚姻改革》，《历史教学》2014年第5期。 　　[120] 谭赛花：《近代早期英国的二手服装与大众消费》，《历史教学》2014年第12期。 　　[121] 俞金尧：《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欧洲老人及其赡养》，《史学集刊》，2014年第5期。 　　[122] 王玉亮：《英国中世纪晚期普通民众的赡养习俗》，《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123] 陈志坚：《中世纪英格兰家产继承中的限嗣继承》，《世界历史》，2014年第5期。 　　[124] 叶秋华、刘玥、孔德翰：《英国中世纪受益制发展路径解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125] 刘榕榕：《6世纪东地中海地区的地震与政府救助刍议》，《史林》，2014年第3期。 　　[126] 夏继果：《穆斯林征服初期安德鲁斯基督教徒的生存状况》，《历史研究》，2014年第2期。 　　[127] 杨宏伟：《中世纪早期基督教会对世俗武力的规范与引导》，《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128] 姬庆红：《论长老约翰从亚洲到非洲的<乔迁>》，《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129] 王向鹏：《1307年圣殿骑士团遭异端审判缘由的非宗教思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130] 张炜：《英格兰宗教改革时期的新教改革者与传播媒介》，《世界历史》2014年第5期。 　　[131] 刘涛：《论宗教改革对近代早期英国城市发展的影响》，《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132] 朱孝远：《国家主权与现代政治秩序之基——德国的宗教改革与国家教会关系演变》，《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年第10期。 　　[133] 钱金飞：《宗教改革对德意志近代早期国家构建的影响》，《世界历史》2013年第6期。 　　[134]江晟：《保守与激进——论马丁·路德与反抗暴君理论》，《世界历史》2014年第5期。 　　[135] 周施廷：《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宗教宽容”——纽伦堡新教政府调整宗教政策问题辨析》，《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136] 马克·布洛赫：《国王神迹》，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137] 张炜：《英格兰宗教改革时期的王后加冕礼》，《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11日A08版。 　　[138] 刘耀春：《立面与透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的街道》，《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139] 赵阳：《英国中世纪城堡类型演变的四个趋势》，《历史教学问题》2014年第2期。 　　[140] 张弢：《大学之名的中世纪起源与考释》，《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4期。 　　[141] 韩彩英：《论近代科学之社会建制的中世纪学术文化基础》，《贵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 　　[142] 刘耀春：《“法兰西时刻”：中世纪盛期意大利对法国文化的接受（1000—1350）》，《学海》2014年第2期。 　　[143] 毛晨岚、罗爱林：《论拜占庭与罗斯早期文明交往的媒介》，《求索》2013年第10期。 　　[144] 康凯：《<哥特史><罗马史>与约尔达内斯的撰史意图》，《史学月刊》，2014年第9期。 　　[145] 朱君杙、王晋新：《服务皇室——加洛林时代史学鉴戒功能的新指向》，《历史教学》，2014年第16期。 　　[146] 赵法欣：《普塞洛斯<编年史>的特点及其在中世纪欧洲史学的地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5 期。 　　[147] 孙锦泉：《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史学的实证倾向》，《世界历史》，2014年第2期。 　　[148] 张广智：《马基雅维里：作为历史学家的贡献》，《历史教学问题》2014年第1期。 　　[149] 孙义飞：《近代早期欧洲巫术史研究范式的演变》，《世界历史》，2014年第2期。 　　[150] 李卓：《中日两国古代社会的差异——社会史视野的考察》，《学术月刊》2014年第1期。 　　[151] 张建立：《日本天皇世袭制延续至今的原因研究述评》，《日本研究》2014年第2期。 　　[152] 王趁意：《平度西汉墓随葬铜镜初探——日本古墓随葬铜镜溯源》，《文物研究》2013年第5期。 　　[153] 王凯：《从邪马台国到大和朝廷的变迁——三角缘神兽镜的铸造和前方后圆坟的营造》，收入李卓主编《南开日本研究2014》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 　　[154] 高明士：《“日本”国号与“天皇”制什么时候出现？》，《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11月第6期。高明士：《“日本”国号与“天皇”制的起源——以最近发现的墓志、木简为据》，《唐史论丛》第17辑2014年1月。 　　[155] 林娜：《律令制确立前的采女与日本古代王权》，《外国问题研究》2014年第2期。林娜：《日本古代采女的产生及其原因考察》，《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1期。 　　[156] 章林：《古代日本皇亲政治的形成及其特点》，《长春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157] 王海燕：《从神话传说看古代日本人的灾害认知》，《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158] 王玉玲：《灾异思想在日本律令时代的发展及影响》，《日本问题研究》2014年第1期。 　　[159] 葛继勇：《佚存日本的<魏征时务策>钩沉——日本出土木简对中国佚书复原研究的意义》，《文物》2013年第12期。 　　[160] 乔治忠、刘文英：《中国古代编年史对日本的影响》，《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161] 彭英：《日本奈良平安时期神佛习合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5月第3期。 　　[162] 尤海燕：《十世纪前的日本礼乐思想史——孕育出<古今和歌集>的土壤》，《文史哲》2014年第4期。 　　[163] 赵维平：《古代日本是如何接受中国音乐的——以中日两国内教坊及乐人为例》，《人民音乐》2014年第5期。 　　[164] 王明兵：《日本中世末期五山禅僧的“儒·释”论争与其内部分化》，《古代文明》2014年第1期。 　　[165] 陈国灿：《宋朝海商与中日关系》，《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98-104页。 　　[166] 袁泉、秦大树《日本传世宋元漆器的考古学观察——以13 —14世纪的中日贸易和文化交流为中心》，收入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9卷)，文物出版社2013年12月。 　　[167] 朱莉丽：《行观中国：日本使节眼中的明代社会》，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 　　[168] 彭英：《日本中世文化中的禅儒关系及其影响》，《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169] 葛小丽：《正德七年日本入明使研究——以<壬申入明记>为中心》，浙江工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12月。 　　[170] 程实：《日本中世时期弁庆传说与熊野信仰关系考》，《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171] 孟宪凤：《“倭患”与明前期中日关系探析》，《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3年第12期。 　　[172] 张晓刚、端木迅远：《德川幕藩体制形成与确立期的谱代大名》，《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173] 邱杰：《近世前期的城下町建设》，《外国问题研究》2013年第4期。 　　[174] 张兰星：《16-17世纪欧洲人向日本运进黄金分析》，《日本研究》2014年第1期。张兰星：《论17世纪前期日荷贸易及其成功原因》，《史学集刊》2014年第5期。 　　[175] 张晓刚、刘钦、万映辰：《锁国时期中日韩三国港口城市发展的政治背景微探——以17世纪的广州、长崎和釜山为中心》，《日本问题研究》2013年第4期。张晓刚、刘钦：《锁国时期中日两国对外贸易中的输出品结构考察——以广州与长崎为对象》，《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张晓刚、刘钦：《近代东亚转型时期广州、长崎港口贸易研究述论》，《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176] 唐利国：《日本武士道论视野中的中国儒学》，《世界历史》2014年第1期。 　　[177] 刘琳琳：《日本近世关于伊势外宫地位的论争》，《日本问题研究》2014年第4期。 　　[178] 史少博：《本居宣长对儒学思想的否定》，《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179] 李静：《中江藤树排佛思想初探——以前期著作为中心》，《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第9期。 　　[180] 董灏智：《日本近世古学派的“四书观”——以伊藤仁斋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12期。董灏智：《伊藤仁斋的<易经>诠释》，《史学月刊》2013年第12期。 　　[181] 范业红：《江户时期日本学者诠释下的“华夷”观念》，《理论观察》2014年第3期。 　　[182] 杨立影：《儒学思想在日本江户时期的传播与接受——以保科正之的<家训十五条>为例》，《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183] 胡学亮：《江户时代日本飞弹国町方村寺子屋教育的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张梅、胡学亮：《江户时代日本藩校教学活动的考察》，《教育学报》2014年第4期。 　　[184] 王晓秋：《清代中国漂流民与日本儒生的笔谈——以<得泰船笔语>为中心》，《明清论丛》第13辑2014年。 　　[185] 仲光亮：《江户幕府时期日本对华观的矛盾现象——以日本对清朝的军事情报活动为中心》，《文史哲》2014年第2期。 　　[186] 陈尚胜：《论日本江户幕府对清朝统一台湾问题的关注——以<华夷变态>为中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187] 李若愚：《试论日本《锁国》政策对19世纪以前日俄关系的影响》，《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188] 葛兆光：《文化间的比赛：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的意义》，《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2月。 　　[189] 范业红：《日本江户时期思想家的朝鲜观》，《黑河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郭锐、王箫轲：《近代以前日本的朝鲜观》，《史学月刊》2014年第9期。 　　[190] 熊寰：《日本瓷器初期发展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6期。 　　[191] 马丛慧：《从茶书看中国茶叶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农业考古》2013年第5期。 　　[192] 《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15辑），延边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韩国研究》（第12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韩国研究论丛》（第二十七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8月；《韩国学论文集2013》（第二十二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 　　[193] 王元周：《檀箕认识与朝鲜半岛的国史建构》，《韩国学论文集》（第二十二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 　　[194] 李春虎：《朝鲜半岛早期国家历史新探》，《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五辑），延边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 　　[195] 苗威：《貊人史迹探微》，《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五辑），延边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 　　[196] 苗威：《论辰韩的民族构成》，《社会科学战线》2014 年第3 期。 　　[197] 孙炜冉：《五世纪的丽倭战争述论》，《东北史地》2014年3期。 　　[198] 尹铉哲、刘楠楠：《<三国史记>载“靺鞨”之我见》，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3期。 　　[199] 彭云、金余池：《从考古发现分析中韩两国文化发展脉络》，《韩国研究(第12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 　　[200] 王飞峰：《冬寿墓莲花纹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14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12月。 　　[201] 郑春颖：《高句丽壁画墓所绘冠帽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4 年第2 期；郑春颖：《高句丽壁画所见发式研究》一文，《边疆考古研究》（ 第14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12月。 　　[202] 彭善国：《中国出土高丽青瓷述论》，《边疆考古研究》（第14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12月。 　　[203] 沈芯屿：《馆藏高丽青瓷研究》，《韩国研究(第12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 　　[204] 拜根兴《入唐高丽移民墓葬及其墓志的史料价值》，《韩国研究(第12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入唐百济移民陈法子墓志关联问题考释》，《史学集刊》2014年5期；《新公布的在唐新罗人金日晟墓志考析》一文，唐史论丛(第17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 　　[205] 楼正豪：《新见唐高句丽遗民<高牟墓志铭>考释》, 唐史论丛(第17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 　　[206] 孙炜冉：《渤海国遗民及其后裔流入朝鲜半岛诸事考》，《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五辑），延边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 　　[207] 芦敏：《10—13 世纪朝鲜半岛的华人移民活动》，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1期。 　　[208] 沈岩：《论辽金时期朝鲜半岛女真人分布》，《黑龙江史志》2014年3期。沈岩：《元代朝鲜半岛女真人的分布与行政建置研究》，《史学集刊》2014年4期。 　　[209] 魏志江：《十～十四世纪的中朝关系形态与东亚世界——兼评费正清所谓“华夷秩序”论》，《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五辑），延边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 　　[210] 李途、谭树林《封贡体系: 一个传统国际秩序的终结》，《太平洋学报》2014年5期。 　　[211] 李磊：《百济的天下意识与东晋南朝的天下秩序》，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年第2 期。 　　[212] 王小甫：《中韩关系史·古代卷》（第2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月第2版。 　　[213] 刘丽敏：《历史上中国官制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南方论丛》2014年第2期。 　　[214] 孙泓：《3-5世纪东北亚诸民族、政权关系硏究——以高句丽中期历史为中心》，《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五辑），延边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 　　[215] 陈俊达：《试论高丽人的“中国观”》，《通化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14 年2期。 　　[216] 魏志江：《关于高丽图经及其所体现的宋人高丽认识》，《韩国研究(第12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 　　[217] 陶然：《论元朝高丽文人的本位意识：以李齐贤为例》，《韩国研究(第12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 　　[218] 边兰芹：《征东行省与高丽国关系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4月。 　　[219] 谭红梅：《倭寇与丽日关系》，《北方文物》2014年1期。 　　[220] 袁晓春：《高丽使节郑梦周明朝外交活动分析》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3月。 　　[221] 王旭：《中韩古代文化交流史特点浅析》，《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222] 景志强：《中朝卵生神话比较》《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1期。 　　[223] 孙铎铭：《中朝史料中对朝鲜半岛历史起源记载的比较研究》，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4月。 　　[224] 叶恩典：《泉州与新罗、高丽关系历史文化遗存》，《韩国研究(第12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 　　[225] 王霞：《新罗“仁义之乡、君子之国”的由来—— 兼论玄宗时期的唐罗交流》安康学院学报2014年1期。 　　[226] 黄勇：《高丽睿宗与道教》，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4 期。 　　[227] 宋成有：《中国史籍编纂与<三国史记>》，《韩国学论文集》（第二十二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 　　[228] 吴冰：《明代汉籍对朝鲜李朝文明的影响及其回馈》，《图书馆学刊》2014年第8期。 　　[229] 周海宁：《中国文化对高丽、朝鲜时代史学之影响研究——以史学体例和史学思想为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10月。 　　[230] 李宝龙：《韩国高丽朝汉文学词不如诗的文学原因初探》，《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1期。 　　[231] 李云泉：《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修订版）》，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年5月第1版。 　　[232] 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1月第1版。 　　[233] 耿引曾：《中国亚非关系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 　　[234] 韦明铧：《风从四方来——扬州对外交往史》，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第1版。 　　[235] 余太山、李锦绣主编：《丝瓷之路：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第4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4月 第1版。 　　[236] 张绪山：《中国文明是世界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吗？》，《光明日报》2014年8月13日第14版。 　　[237] 李途、谭树林：《封贡体系：一个传统国际秩序的终结》，《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5期。 　　[238] 张健：《古代东亚朝贡体系中的相互认可机制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12月。 　　[239] 石云涛：《魏晋南北朝时期良马输入的途径》，《西域研究》2014年第1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海上丝路的利用》，《国家航海》第6辑。 　　[240] 陈圆圆：《宋元明泉州港海外贸易研究述评》，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5月。 　　[241] 徐国栋：《汉代西域都护府总督郑吉对罗马商队的保护——中罗交通史研究中的罗马宪法和国际法问题》，《法治研究》2014年第3期。 　　[242] 张绪山：《汉唐载籍中的希腊传说》，《文汇报》2013年11月18日第12版。 　　[243] 武鹏：《<宋史>中的拂菻国形象考辨》，《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244] 杨俊光、叶建：《开拓与进取：齐思和的中西交通史研究》，《德州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245] 邬国义：《马可波罗及<游记>在中国早期的传播》，《文汇报》2014年7月14日第12版。 　　[246] 胡宝柱、肖文帅、普塔克（德）：《明永乐至隆庆南澳的海上活动》，《海交史研究》2014年第1期，73-94页。 　　[247] 金国平：《The Selden Map of China中“化人”略析——兼考《佛郎机》与《佛郎机国》》，《明史研究论丛》（第12辑）。 　　[248] 陈旭楠：《荷兰商船来华事件——全球史视野下的中荷葡角力》，《全球史评论》2013年。 　　[249] 李荣建：《阿拉伯视野中的中国形象评估》，《阿拉伯世界研究》2014年第4期。 　　[250] 马东雅：《唐代胡乐与阿拉伯帝国音乐中的同源因素》，《回族研究》2013年第4期。 　　[251] 丰云舒、宋岘：《伊本·西那<医学法典>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影响》，《北京中医药》2013年第11期。 　　[252] 黄燕、王锦、王兴伊：《<回回药方>《鹤顶丹》渊源考》，《中医文献杂志》2014年第2期。 　　[253] 王锦、王兴伊：《<回回药方>研究进展》，《回族研究》2013年第4期。 　　[254] 姚晓菲：《试论明人笔记中关于西域回回人的记载》，《昌吉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255] 王冀青：《《丝绸之路》是怎样提出的》，《团结报》2014年7月10日第7版。 　　[256] 刘进宝：《“华戎都会”与“西域咽喉”：敦煌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2月28日第A04版。 　　[257] 王蕾：《汉唐河陇关津与东西交通》，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5月。 　　[258] 孟芳芳：《西域文化对汉代文学的影响》，沈阳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5月。 　　[259] 周青葆：《丝绸之路上的细腰鼓》，《艺术百家》2014年第4期，157-165页。 　　[260] 张德芳：《西北汉简中的丝绸之路》，《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5期，26-35页。 　　[261] 陈玮：《公元7-14世纪景教在宁夏区域发展史研究》，《敦煌研究》2014年第1期，109-114页。 　　[262] 何文泽、刘家铨：《西夏在中西贸易中的角色》，《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33-35页。 　　[263] 余欣、翟旻昊：《中古中国的郁金香与郁金》，《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46-56页。 　　[264] 沈爱凤：《与“突厥斯坦”相关的若干历史地理问题之考察》，《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10期，124-132页。 　　[265] 王毅：《北朝胡俑类型研究》，《文物春秋》2014年第1期。 　　[266] 陈玮：《中古胡系民族之流动——对公元5-10世纪宁夏区域粟特人的历史考察》，《历史学的省思与展望——第三届清华青年史学论坛论文集》。 　　[267] 岳东：《辽上京与粟特文明》，《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268] 王绍林、蔡斌：《试论金帐汗月即别》，《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269] 潘勇勇：《明朝与帖木儿王朝关系史研究综述》，《和田师范专科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270] 梁志明：《中越关系的历史渊源与发展前瞻》，《学术前沿》2014年第5期（上）。 　　[271] 宓翠：《古代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朝贡原因探析》，《东南亚南亚研究》2014年第1期。 　　[272] 张成霞、罗进民：《东南亚国家文化中的中国文化影响》，《东南亚纵横》2014年第6期。 　　[273] 朱唯践：《中国古代佛教窟龛造像的本土化演变及与民族造像艺术传统的结合》，《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274] 张翔宇：《明人南亚地理知识详考》，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5月。 　　[275] 康颖宽：《<弥勒会见记>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6月。 　　[276] 张钦：《唐代吐蕃道与中印佛教文化交流》，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6月。 　　[277] 本措加：《吐蕃赞普时期的医学翻译史研究》，西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4月。